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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干： 在文学史上，很多文学流派都是以刊物或文学研究会的形式为共同体，但里下河文学是“软组织”，它以汪曾祺为代表，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很多人容易把汪曾祺归到乡土小说里，其实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土作家。因为乡土作家是指作家的叙事身份以乡土叙事为主，或作家转化成农民，像山药蛋派的赵树理，以农民的口气讲述乡村的故事。还有一种乡土小说，指鲁迅一脉，以批判国民性的眼光、带着知识分子启蒙的眼光来写作。这两脉均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里下河文学最大的特点，是用中国文人的情怀、文人的眼光看待这块土地。和鲁迅的启蒙者身份、赵树理的农民身份不同，汪曾祺秉承了田园诗人的一脉，用田园诗人的眼光看乡土文化，用传统文化的眼光看待乡村伦理。他们有别于荷花淀派、山药蛋派和五四新文学启蒙的视角。里下河文学是中国文人本土化叙事的一个尝试。 汪 政： 文学创作的意义有时是超越文学的。无论是坚守本土进行创作，还是坚持写本土的作家，或是坚持在本土又写本土的作家，他们都以自己的写作参与到地方的社会建设中，是很重要的力量。事实上，里下河的老百姓对当地作者的写作非常推崇，这些作家对地方是有影响力的，实际上是以新的方式接续了中国的乡贤传统。 对于文学中的乡村伦理，评论家们应该多做文本分析，去解读作家们如何呈现社会风貌和变迁，变迁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要在文学与社会之间互证关系，从这方面说，里下河文学的诸多文本都是很好的样本。 在探讨里下河文学是否成为“流派”时，我们有过争论，而且还会有争论。但关键问题是在面对这一区域性写作时有没有认同。谈论里下河文学，首先是对里下河文学的认同。里下河文学的特点、价值、美学诸要素，都值得探讨。要在众多理论和批评中，建立关于里下河文学的认同，有认同才有研究的基础。无论作为流派或是文学现象，都可以继续探讨，但是对于这一客观存在的写作事实而言，里下河文学现象是毋庸置疑的。 鲁 敏：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里下河文学”这个名词的确有动于衷。我有预感，当然也是祝福，由于里下河地域的这一批作家的影响力、这一批作品的审美以及相关的研究，这会成为一个带有特定风貌、审美倾向与伦理构建的文学名片。从这一届的研讨主题也可以看出，里下河地域的地理价值与历史价值，正是由于“不那么特别”乃至“非常不特别”而具价值。它就是乡土中国的一个典型微缩，具有一切基本的要素，比如有鱼、田螺、泥鳅，有鸭子、芦苇和竹子，还有洗澡的水牛、有四季。最关键的，是具有与之相当的乡村社会学意义上的全部构成：土地、节日、房屋、婚嫁、离合、苟且、耕作与收获等等。 里下河文学的研究其实是地图上的入口与坐标，透过里下河写作这个小小的点，我们可以来观察或研究乡村风俗与世情、乡间伦常，研究乡村家庭与代际的变迁，包括研究乡村世俗价值观与土地权力转换与演变等。这些乡村伦理总是存在一个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曾经存在、正在消失，但可能也在覆盖中重建的过程。所以，里下河文学说到底并不是一个“邮票大小地方”的文学写作概念，而是一个以此地为切片的、对当代乡土中国的文学性阐释。里下河文学的研究，其实还可以包括一个主题，即一个作家走出或超越了里下河之后的写作，也就是说要观察和追踪这一系列作家的“变动与轨迹”，这跟其原来的出身、跟里下河的烙印，包括里下河地域的乡村伦理对他的浸淫、渗透、滋养，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一直认为，写作者像一个持取景器者，像一个潜伏在生活里的旁观者与窥视者。因为决定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的不同，与他看到的无关、与他投出去的视线无关，而跟他从哪里、哪个位置、哪个高度去“置放”机位和取景器有关。一个写作者的出身与经历同时具有生物学与精神性的双重特质，它们构成了写作者的体质，构成了一个作家的写作坐标。哪怕我们后来远离乡土，完成了对城市生活的主动介入与相互占有，这些都像阿喀琉斯之踵，成为留在作家身上的最后的隐秘的泥块。 话题好像说远了，这其实是我提出的一个疑惑。这种以里下河为根据地的“后窗”，对一个已经离开或超越了里下河写作的作家与作品的影响是什么。这个命题是否成立？如果有影响，到底是什么层面上什么程度上的？我身在其中，说不清楚。反正写的时候就只管去写。但不管怎么说，从地域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不管是昭通文学、西海固文学等——这种胎记式的生而随形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每一个地域写作者、每一代写作者的特征与最大辨识度所在，如果足够强烈、足够成熟、足够系统的话，则可能是对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