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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振钟： 对于里下河文学，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文学共同体。虽说这是借用的一个社会学概念，但里下河地区大多数写作者，在身份、文化、地缘等方面的认同，使得他们的集合更具有共同体的特征。与之相对应，里下河文学共同体，其文学空间以及写作对象和内容，又与里下河地区乡土社会共同体有一种共生共在关系。在其中大部分作者那里，这里的乡土社会(包括村镇)，不仅提供了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同时还提供了他们的一种社会伦理价值的规范和支持。他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理解，以及文学处理和书写方式，尤其是文学的个人化风格表达，都有赖于从乡土社会共同体获得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这里讨论里下河文学与乡村社会伦理，就有可能进入里下河文学的肌理，对于所谓的作家群或文学现象，就不会停留在一般的文学形式或形态的认知上，也不会满足于所谓流派和区域文学史的识别。当然，这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切入点，或者说一种将文学和人类社会学结合起来的方法。 实际上，对里下河文学的深度讨论，主要面对的是这个文学共同体中每个不同的个体。如何在个人乡土身份和乡土经验层面上，处理和表达写作者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伦理性及其价值观念在其中的影响和发生，既是作家自我文学建构的重点，也是研究者在他们的作品中首先关注和发现的问题。在这里，里下河的作者个人选择的差异，与作品叙述和描写的乡村空间的趋同，都会表现在他对乡村社会伦理的取舍上，表现在认同与接纳，或者怀疑与批判上。作家和批评家，对此应该有同样的发言权，既有共识，也有异见。就我的阅读和批评选择来说，我有兴趣用一种比较和分类方式，来看待一块小地方的多个人的写作。比如兴化作家庞余亮、刘仁前、刘春龙，他们三个人同时期，在一块相距几十公里的地方，写作小说或散文作品，在观察和处理乡村干部、农民、文化人以及生活知识时，虚构也好，客观记录也好，其中的乡村社会伦理立场之异同，就很有意思。所以，我认为这在研究里下河文学时，是非常必要的。 刘仁前： 正如很多论者已经指出的，我在作品中展现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画卷。这既是我内心的一种浓厚的怀旧心理，同时在我的内心，也有一种对这些逝去物事，包括乡村伦理的美好以及遭到破坏的反思。也就是说，既为那些正在逝去的事物保留一份文字上美好的记忆，同时，也在思考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没有丢失什么。《香河》写的是后“文革”叙事背景下的里下河，《浮城》和即将出版的《残月》(《香河》《浮城》《残月》构成了“香河三部曲”)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里下河。《浮城》里柳成荫的官场沉浮，《残月》里柳永的情感纠葛，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乡村伦理对他们两代人的影响，他们的进与退、得与失、浮与沉、上与下、取与舍，其实都暗含了对乡村伦理的诠释。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具有自然文化内涵与社会学意义的文学母题，不仅揭示了怎样养一方人的秘密，而且点出了养一方什么样的人的主题。具体而言，在里下河乡村伦理的影响之下，包括我在内的众多里下河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一种温情与暖意，他们的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也就是说，这种“直面”和“揭露”有个“度”的问题，没有刻意进行强化、渲染，也没有一针见血，而是一种充满温情的再现。 徐晓华： 里下河文学已经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作为研究者，深入的研究和思考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批评家们还在解释现象时，作家们却已经发现了问题。鲁敏的观点给我很大的启发，作为写作者，作家对里下河区域的认识和思考，也许比批评家多得多，也超前得多。他们面对自己的写作对象，永远会发现新的问题。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永远书写过去，当他们完成了一部作品又开始新的创作时，当他们需要审视当下时，笔下的乡村生活是不是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曾经的乡村生活对他们后期的写作又有何影响？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书写也许不一定只是在回忆，还要书写当下。外部的东西还在，内部的东西是否有改变？写作者有没有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们的生活是指向未来的，我们的文学也是指向未来的。乡村的伦理曾经是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未来又将是什么样，这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朱小如： “里下河文学与乡村社会伦理”这个题目很好，让我们可以深入到里下河文学作品的内在肌理上来讨论问题。在我阅读毕飞宇的《平原》时就曾突出地感受到毕飞宇土生土长的“乡村”叙述身份，也有被人称之为“非知青”叙述身份对“知青”下乡的深刻“怀疑”。而在这“怀疑”的目光中就隐含着一种“乡村社会伦理”思想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矛盾冲突。我作为知青下乡到黑龙江9年，我深知这场运动的结果。我对知青文学不满意的地方在于，我们高唱“青春无悔”的调子，不经意就遮蔽了历史的真相。 就像刘仁前在小说《浮城》中所表达的，最大的现实矛盾冲突就在于，既然主人公不能替父老乡亲为政，那他为政的热情何来？荣誉感何来？成就感何来？党群和谐、亲如一家的关系何来？再如汪曾祺的小说也突出表现了那种人与自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复杂矛盾，但又总是充满温暖的社会伦理关系，即便在《陈小手》那样带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深刻人性揭示中，他也尽力做到“坏”也“坏”得充分合乎情理。 总之，在我看来，里下河文学之所以具备敦厚温暖的艺术品质，是与里下河乡村社会伦理深厚的文化传统紧密的联系着的，也是里下河文学的创作者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