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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与社会变迁 在置身事外的他者或者后来者那里视作习以为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于局内的当事人来说往往惊心动魄，意味着剧烈的历史社会变革，乃至会产生撕裂性的疼痛感。这就需要外人饱含同情方能进入到理解的状态。 今年的两个短篇小说为这一问题给出了鲜明的案例。海勒根那(蒙古族)的《寻找巴根那》，文本内部充满了自我身份割裂的痛苦感，它在面临社会文化变迁的现状下，对于蒙古“传统”的认同和适应时代转型之间的犹疑不定，让叙事显得暧昧纠结。巴根那的失踪及“我”和堂兄对他的寻找，构成了现时代明确所指的民族寓言。反讽的是，巴根那的一切作为其实是一种受挫后的退缩——退回到由历史和叙述所构成的蒙古文化中求得庇护。他最后化身为羊决绝而去的举动，与其说是对蒙古之根的追寻，毋宁说是一种悬崖撒手的溃退。杨仕芳(侗族)的《别看我的脸》则循序渐进地展示了金钱、权利、欲望如何一步一步将人的认同扭曲。打工仔李强因为一起车祸而与企业家王子健互换了身份，后者被当作他死去，而他则在整容后进入了王子健的生活。一方面是对于贫穷故土亲人的眷念，一方面是权势地位的诱惑，两种身份之间产生了角力，尽管试图进行媾和，但李强最终还是投入了王子健这个身份的怀抱。人格面具的飘移正显示了金钱权势对于基本情感的压榨和泯灭，造成的人性扭曲，在认同选择上的趋利避害不仅仅来自人性的本能，更是资本新语境中情感结构性的孽变。 认同作为主观选择与想象，其实质是客观世界的变迁，正是由于外在环境、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内在价值观念、道德情操、伦理尺度的嬗变。包倬(彝族)的《纸命》以独白的方式勾勒了一个从乡村嫁到城镇的女人采莲的生活挣扎，因而这种个人生命史必然与社会的转折关联在了一起：计划经济中的工人与市场经济里的商贩之间地位的转移，正是大时代的主潮。小说的人物性格颇为扁平，因而某种程度削弱了深刻的力量，不过另一方面采莲与老金、杜建峰、吕品三个男人之间的纠葛倒正是突出了人生就是煎熬的主题。金昌国(朝鲜族)的《形古山呢，呜噜噜》，小说的五个组成部分全都关乎人的基本欲望“吃”，从炒胎盘、荞麦面，到焖狗肉、烤蛤蟆，再到最后的聚会，食物的流转牵连起大时代的起承转合和底层互助的情意。 第代着冬(苗族)的《那些月光的碎屑》是一个忧伤的故事，它以娓娓道来的口吻讲述一位流浪银匠的故事。如同他那日益没有市场的手艺一样，银匠在寂寞中的一次沉迷，造成了对于职业道德的破坏：为了给心中一厢情愿迷恋的女人打造7个银座佛，他开始蚂蚁搬家一样地偷窃雇主的银子，这葬送了他的职业和信誉。寓言式的情节其实象征了如今现代性冲击下，许多脆弱的文化遗产(包括德性)的沦陷。陶丽群(壮族)的《风的方向》同样具有忧郁的气质，作者虚构了“跪孝”的极端故事来加以表现，展现了一个既古风犹存又扭曲变异的当代中国乡村形象。在马元忠(壮族)的《铁匠》中，村庄冉家坪及其文化也面临沦陷的处境：“每年春节没过完，青壮年们像鸟一样飞出村子，奔赴城镇四处打工了，留下一个落寞的村子让这些老啊小啊的自行看守，这样的村子还指望它有什么热闹事呢。”当然，也有热闹，比如在村子里修建的金娇温泉度假山庄的灯红酒绿，但是热闹不属于村民，他们的热闹却让村民世代以来的宁静和踏实荡然无存。在这种变局之中，村庄里来的陌生人铁匠父子则扮演了反抗者的角色——他们为了替被拐骗的女儿复仇，杀死了度假村的恶棍。这种勃然一怒溅血五步的决绝，恰表明了更深的绝望。铁匠父子被警车带走，已经预示了一个终究无法挽回的结局。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悲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