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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书写者，试图记录自己身处其中的现实，总会遭遇同样的困境：限于个体的局限、视角的狭囿、认知材料的不完整，他就如同迷失于丛林中的旅行者，无法跃于森林之上鸟瞰全局，而只能披荆斩棘，自己开拓一条路径。回首一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我很清楚自己就像那个迷失者，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呈现其全貌。 基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限定，对于王华(仡佬族)的《花河》、田耳(土家族)的《割礼》《天体悬浮》、刘荣书(满族)的《浮屠》、央金拉姆(藏族)的《独克宗13号》等已经引起足够关注的作品，不再一一详述。下面记录的是那些或多或少处于“被忽视”的文学存在。 中国记忆的复杂性 从柏拉图的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言说开始，文学与历史的纠缠与争斗一向是议论不休的话题。文学之所以能自立于历史之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历史书写系统的别样记忆体系，涉及到理性与权力之外的情感、情绪乃至信仰与迷思。少数民族文学在多样性的记忆性书写中，尤其具有丰富中国记忆的价值和功能。很长时间以来，地方性的、族群性的边缘记忆，在历史与文学史的主流叙事中往往处于主导性话语的阴影之下或者干脆就是“在场的缺席”。近些年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化平等观念的提升，那种生机勃勃的多元记忆也浮出历史的地表。 艾多斯·阿曼泰(哈萨克族)在《艾多斯·舒立凡》中显示出了他在表现技巧和思想上的圆融与成熟。这个带有浓郁诗性气质的长篇小说就如同一曲回环往复、无穷无尽的“阿依特斯”，艾多斯与舒立凡两位男女主人公穿梭在时空永恒的隧道之中，以数世数生悲欢离合演绎哈萨克人前世今生的心灵与情感。在50个独立成章而又彼此关联的故事讲述中，作者有着重塑哈萨克人历史与精神的雄心，举凡爱情、亲情、战争、别离、伤痛、反抗、诗歌、命运、变迁……都在不同的侧面映射着连绵不绝、日日更新的哈萨克文化。作者将虚构与写实、想象与实录、过去与当下、抒情与议论几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叙事中杂糅进史志、歌谣、谚语、论文等多种文体。这部小说显示了一种“元叙事”式的观念。在第三个故事中，舒立凡成了“我的奶奶”，她告诉“我”：“我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市是1953年。”但当我和旁人讲述时就会变成：“1953年，奶奶骑着褐色的高头大马来到了乌鲁木齐。”而到最后，我散布的信息里面则既不涵盖1953年，也没有乌鲁木齐了，只剩下褐色的高头大马。刚开始讲述时，我还知道大马是假的，但到后来，连我都记不清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匹褐色的高头大马了。这种对于叙述的自知之明，体现出一种对于历史与有关历史的想象之间裂痕与张力的清醒认识，从而赋予了整个文本一种理性清明的风格。小说不仅诗意地勾勒了哈萨克人演变发展的历史节点，也通过爷爷的故事讲述了当代哈萨克族如何在现代转型中融入到“国家”这一范畴之中。这是一篇将抽象性的理念与具体的细节结合得比较完美的佳作，显示了少数民族青年一代作家不可限量的潜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