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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一类，在六朝时期兴起、繁盛，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承传诗歌专门史的发展 送别诗是诗歌的一部分，送别诗的繁荣亦是诗歌发展的表现之一，故送别诗的发展史可以称作诗歌的专门史；而在中国诗歌史上，六朝送别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亦不容忽视。从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在论及六朝诗学时往往举送别诗为例，亦可见其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刘宋、齐、梁三代，既是六朝送别诗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送别诗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一方面，六朝送别诗上承先秦汉魏两晋创作，借鉴前代优秀成果，使自身创作走向成熟；另一方面，诗人积极探索送别诗的写作技巧，如齐的许多送别诗作者，都是永明新体诗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送别又是这批诗人实践新体诗最有效的题材，因而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永明特色的送别诗作。如齐武帝永明九年（491），谢朓以随郡王萧子隆镇西功曹转文学之职到荆州赴任，王融、刘绘、虞炎、范云、沈约、江孝嗣、王常侍、萧琛等饯谢文学离夜并赋诗，谢朓本人亦有《离夜》《和别沈右率诸君》等留别诗作，每首均为五言八句，大抵隔句押韵，平仄错落，虽没达到律诗那种押平声韵、平仄粘对、颔联颈联对仗的模式，却也清新可喜，堪当送别诗的代表，又下启唐代送别诗新风，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送别诗作为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类型，在唐代特别发达。唐代送别诗无论意象的选择、结构的安排，乃至句式模式、炼字手法，都或多或少、或直露或含蓄地有六朝送别诗的印迹。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六朝诗歌，其送别诗炼字越来越精、琢句愈来愈工，是不争的事实。而从技巧上对唐人送别诗产生影响，亦符合文学接受与发展的规律。至于在抒情方式上，唐人无论是以乐景写哀情，还是直抒胸臆，抑或借势层递，或者移情山水、寓物托意，都不出六朝送别诗抒情方式的窠臼。在感情基调与结篇上，大多数模式在六朝都基本完成，唐人则联系独特的唐人气象，在六朝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充实，如豪壮之情更壮于六朝，哀婉之意更凄于前代，劝慰之辞更切于实际；写景结篇则多留余味，相思收束则更见思致。 推动诗歌集体创作品评 六朝诗人对送别诗写作技巧的探究，客观上推动了诗歌批评的发展。像饯谢文学离夜那种集体赋别时自觉追求永明新体的写作尝试，已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属六朝诗学理论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其他如在限韵、分韵、剧韵要求下作诗，其实是对诗歌音韵学的大胆尝试。联句、限时作诗是对诗人诗思快慢的挑战，是诗学上想象论与思维论的实践。集体作诗，品评短长，群相切蹉，其实是在做比较批评。梳理南朝史籍，发掘具体送别诗的写作本事，此类写作与点评融为一体的集体赋作活动比比皆是。如萧纲饯谢嘏出守建安，群才赋诗，同用十五剧韵。《梁书》卷三十五载：“时中庶子谢嘏出守建安，于宣猷堂宴饯，并召时才赋诗，同用十五剧韵，（萧）恺诗先就，其辞又美。太宗与湘东王令曰：‘王筠本自旧手，后进有萧恺可称，信为才子。’”卷八载昭明太子萧统“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剧韵”相当于险韵、窄韵，所在韵部往往字数少，或有意以艰涩生僻的字做韵脚，写起来有非常大的难度。刘禹锡在《牛相公见示新什谨依本韵次用以抒下情》中写道：“剧韵新篇至，因难始见能。”可见剧韵成诗是古代诗人挑战写作难度、以难见新的一个重要手段。萧恺等集体饯行，同用一个韵部赋诗，还得到辞美的好评，可见这次创作活动有点评比较，也是一次文学批评活动。而萧统在祖道时属思敏捷，下笔成章，剧韵成诗已享盛誉，说明当时对萧统诗歌创作的评价已有定论，这当属作家论的范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