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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垛口： 明末清初，中国许多地方的城墙垛口出现了“二并一”现象，即约将两座垛口改建为一座，垛口变得更加宽大和坚厚。垛口“二并一”制式，又被称为关东式（或称“辽左规制”）：“每堞长七尺，厚三尺，宽一丈五尺；垛口宽一尺八寸”[19]。清初，福建兴泉道叶灼棠在其《修城纪略》中也称“改仿辽左规制，堞下增坐台三尺，厚倍之，登降坐立皆便”[20]。垛口数量减少的同时，加高增宽了垛的高度和宽度，不仅为守城士兵提供了方便和安全保障，也适应了当时火兵器的发展。 （2）串楼： 又称“游廊”、“廊屋”等，主要集中于我国的南方，北方较小见这种城墙附属建筑，其目的为防止雨水侵城（土城），同时守城将士也可临时避风雨。从时间上看，主要在明代和清代早中期。 随着砖石城墙的普遍推广，砖石构造的墙体上建造相对使用长久的“窝铺”等建筑，遂代替了原先的串楼。到了清代，由于串楼易损、时常需要维修，故被普遍废弃，改为“阳城”（即城顶没有遮挡物的城墙）。有趣的是晚清时，我国城墙上以各种理由被拆除的城屋、串楼一类附属建筑，但是在德国同时期建造的城墙上仍建造了这种形制，且覆盖全部的城墙之顶。如：巴伐利亚的罗腾堡城、若德林根城、纽伦堡城等，至今城顶上部仍保留“串楼”、“游廊”似的建筑。 （3）城门拱券技术的普遍推广与运用： 中国城门早期木构梯形城门的传统形制，至迟在战国、秦汉时期（前475～220）已经定型，并沿用至元代（618～1368）。城门采用拱券式结构较晚，虽然创筑于南宋时期，并没有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仅局限于南方的部分地区。从全国大多数城墙的城门规制来看，改筑未拱券式城门当在明（1368～1644）以后才被大规模推广和运用。 （4）传统文化影响： 中国城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即便在明清时期这种影响仍然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大的方面来看，影响到城市的整体规划[21]；从小的方面看，影响到城墙局部建筑的形制，其中包括城门的位置、朝向等。这种的文化影响，在明清时期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有的虽不被传播，但文献中尚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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