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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中国古城墙，从筑城史的角度来看，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砖石城墙的大规模改筑。 在明清时期，中国古城墙墙体的建材、筑造技术和方法，有了大规模带有普遍性的改变。据傅熹年、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卷》称：“两宋史籍有大量城墙包砖的记载，……城墙普遍包砖是出于防止火药爆破的要求”[15]，并列举了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数学九章》记载砌筑砖城的算例。其实，两宋文献记载城墙用砖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南方部分地区，而北方大部分仍为夯土墙。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明清时期城墙的墙体广泛采用以城砖和石料砌筑，替代原先单一的夯土形制，并非是两宋时期。 仅以河南、广西两省为例，浅析如下：从光绪二十八年《河南通志》等所列河南境内111座城池来看，除7座城池清代砌筑砖城或不详外，明代改用砖石构造的城池达104座（参考各地府志或县志）。明、清时期（1368～1911），广西境内的城墙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在砌造技术和建材方面，较之以往也有了提高和改进。广西初期的城墙大都为土城（少量“以木栅为城”），不久基本改为砖石构造的城墙。城墙砖石材料的广泛运用，一方面是兵器发展防御的需要，以及防止水患毁城，减少修城次数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明、清两朝政府为加强对“苗蛮”统治、防御外敌侵犯的需要。 2、筹集资金方式的多样性。 明、清时期（1368～1911），修城、筑城的资金主要还是依靠国库和地方财政负责或调拨，也有从军费和地方财政共同支出、分段修缮的情况。同时，各级官吏为修城带头捐款，乡绅商贾甚至百姓捐资修城现象，在清代也比较普遍。 地方城池修缮资金的来源，相对比较复杂。浙江在筑城、修城的资金方面，明代大部分采用的是库银或军费等项，也有利用城、河之间的空地收取岁银（如嘉兴城）。到了清代，其资金除沿袭明代旧制外，还出现了不少地方官吏“捐俸”修城的情况；也有地方采用平时积累修城之材，以备急时所用的办法。由于地方财力不足、时间不够等因，有些地方采取了先筑城门，稍后再补筑城墙的做法。还有的地方采用木栅为城（如四川省的灌县、剑州、通江县等），以木栅为城，不仅省钱省时，且功效快，但缺点是防御功能差，需要不时修缮加固。 晚清以后，各地修城筹集资金的办法更多，还出现了一些新式的办法。如：广东惠州府再道光二十八年（1848）修城时，全县官民及乡绅积极响应知府江国霖的倡议，募捐修城。竣工后尚有余款竟多达二千余两。这笔费用被用于经商生息，“为随时修葺之用”[16]。1911年，河南郑县城墙筹集的500两银用于修城和增添防御设备，就采用了发行“昭信股票” [17]的形式。1922年，信阳县修城的资金，则采用增加地丁银的办法，“每两附收制钱一串文”[18]。修城之役，无疑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3、建筑形制的变化。 明清时期，中国古城墙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有些属于地区性的，具有一定的范围；有些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但尚未被学界所关注（包括一些中国筑城史的专著）。因此，择其部分，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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