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丁的“简迷”们(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3:11:14 文艺报 newdu 参加讨论
“绅士学者”让奥斯丁成为经典作家 真正让奥斯丁成为经典作家的还是“绅士学者”。他们意欲确立奥斯丁在英语文学中的地位，认真谈及奥斯丁的艺术创作和时代背景等，一定程度上将奥斯丁研究从印象主义和主观阐释中摆脱出来，实际上也强化了奥斯丁作为小说家的地位，有些成为奥斯丁批评中的重要文献。皇家文学协会和英语协会都是当时英国最具学术权威的机构，而这些绅士都算得上是一言九鼎的学者或者批评家。“简迷”查普曼的功劳尤其值得一提。1923-1951年间，他陆续推出了六卷本牛津版奥斯丁文集，包括《次要作品集》。用研究古典作家的方法来整理流行小说家的文本，在英美文学史中尚属首次。查普曼的精神薪火相传，注入给F.R.利维斯，再变而成剑桥大学的“英语研究”和“专业文学批评”。利维斯夫妇劝导读者远离畅销爱情小说的精神污染，力挺奥斯丁，说其小说中的某种情感结构将奥斯丁和“有教养的读者”联系起来。 当然，我们不必把任何学者或读者都当成“简迷”。比如，上面提到的利维斯，将奥斯丁看作是19世纪小说“伟大传统”的第一人，这是重视她的道德现实主义；而利维斯夫人的弟子瓦特进一步论证，奥斯丁把理查森的“写实的现实主义”和菲尔丁的“评价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从而接续了18世纪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些学者都是拿奥斯丁当“材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同样，20世纪后半叶的某些学者口口声声地念叨奥斯丁，其实也是别有用心的。美国学者布斯以叙事和婚恋情节为主导来解读奥斯丁的小说，一度成为经典的分析模式。在学界新锐赛奇维克看来，这些正统阐释和英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因而大力提倡“酷儿奥斯丁”。区别在哪里呢？当下知名的奥斯丁学者克·约翰逊曾校订和注释《曼斯菲尔德庄园》。她深知编辑的责任重大，曾因一处标点拿捏未准，辗转反侧，梦中奥斯丁的精灵启发她做出了最佳的句读抉择。她居然在专著《简·奥斯丁：狂热和文化》的前言里对此大书一笔，这就有些“简迷”的味道了。 学界之外也有为数众多的“简迷”。此处不妨提一下吉卜林的短篇小说《简迷》（1924）。故事发生在一战后的某天，一群男性工人聚集于共济会会堂，主人公亨伯斯道讲起战争经历。战争后期，他被派往法国北部战场，稀里糊涂加入所在炮兵连在战壕里成立的奥斯丁读友社。一次作战中，几乎所有战友都阵亡，亨伯斯道被炮弹炸晕，焦急地等待护士救援，却没有轮到机会，嘟嘟囔囔地抱怨，“让那个贝茨小姐闭上嘴”。这居然像接头暗语一样引来了护士长的关注。亨伯斯道那句经典的台词，颇能概括“简迷”之于奥斯丁小说的态度：“说不清为了什么，但我知道，我不得不读它们。” 奥斯丁的小说从不描写战争，吉卜林的“简迷”却在战争中拿奥斯丁来解闷。哈丁（D. W. Harding）在《有节制的憎恶》中提及另一部小说，其中的某位首相在开会时曾偷偷摸摸阅读《爱玛》，后来干脆公开摆上了桌面。这是有所影射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首相鲍德温就宣称自己是“简迷”，他推行绥靖政策，难免见恶于哈丁等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奥斯丁和战争的关系也许很值得玩味。1940年7月26日，改编自《傲慢与偏见》的电影在美国首次公映，29日的《泰晤士报》对此进行影评，当然，更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二战的惨烈近况。它的封面故事向读者许诺：一旦英国失利或投降，美国将要采取救援行动。 美国期刊作家坎比也算得上是“简迷”，他在《星期六评论》上的撰文最有代表性。文中赞美了18世纪英国人的举止、性情、乡村，尤其普通的家庭女人，“战时最伟大的英语小说无疑是奥斯丁创作的”，仿佛美国参战完全是为了保卫这位18世纪淑女作家。坎比写道，英国人“首先应该感谢奥斯丁”。1940年8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了史无前例的德军空袭；英国的报刊更突出了巴斯遭袭的惨状，行文中偶尔提及奥斯丁曾旅居于此。其实，只是在二战期间，奥斯丁和巴斯的紧密联系才建立起来。1940年之后，巴斯成为18世纪英国辉煌成就的代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年9月份都在巴斯举办相关的奥斯丁庆祝活动，参与者或身着摄政时代的服饰，或扮演小说中的人物，但或许他们忘记了，奥斯丁压根儿不喜欢巴斯，尤其是“黄不溜秋的建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