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阿瑟·米勒 今年是剧作家阿瑟·米勒105周年诞辰。他与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并称为美国戏剧三大家。早在1979年，剧评家马丁·哥特弗里德就在《星期六评论》杂志上撰文盛赞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和《桥头眺望》是三部气势宏伟的剧本，具有显示人性的广泛内容，却又高于现实生活，因为它们诗意盎然并具有崇高的道德力量。他预言，世界上只要还有舞台存在，这三出戏就会上演，传之不朽。 此话信然，米勒在世时，他的戏剧屡屡引起轰动。他一生写有17个剧本，获得包括普利策奖、奥利弗最佳戏剧奖等在内的诸多重要奖项。米勒逝世15年后，他的戏剧依然广为流传。近期，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阿瑟·米勒作品系列，在日前于上海朵云书院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剧作家喻荣军谈到，对于中国的戏剧演出来说，要找到和米勒经典作品之间的关联是很容易的，只要有一个点能搭上，就能引燃大家二次创作的激情，而不同的创作者总是能从米勒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角度。他特别谈到，2019年米勒突然间就火了起来，不只是在中国，世界各地都开始演出他的戏剧。 与在戏剧上取得的成就相比，米勒的小说创作少为人知。实际上，小说创作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写作生涯。他出版过长篇小说《焦点》、中篇小说《不合时宜的人》、短篇小说集《存在》等。如有评论所说，这些作品同样体现出米勒深刻的洞察力、强烈的人文精神，这也是他的剧作的标志性特征。 正因为此，有一次，导演西德尼·吕美特问米勒，既然他在剧本和小说写作方面具有同样的天赋，为什么还会选择写剧本？为什么要放弃小说写作赋予他的对于创作过程全盘控制的权力？毕竟剧本都是首先要经过导演之手，再经由演员、场景设计、制片等等“共同创作”，才能在舞台上得以呈现。米勒的回答令吕美特感到触动，他说他喜欢看到他的作品在别人那里引起反应，这些反应当中可能有他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从未想到过的揭示、感受和思想。 “我在写作过程中嗤嗤发笑” 可想而知，米勒也喜欢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国观众中引起反应。他曾于1978年携第三任妻子、摄影师英格·莫拉斯访华，并在回国后出版了图文并茂的《访问中国》。五年后，他又受邀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推销员之死》。在以排练日记为基础写成的《阿瑟·米勒手记》一书中，米勒写道：“1983年春，我每天早上九点到中午、晚上七点到十点导演这出戏，下午则写日记。我把自己的搬弄是非、误解和错误的判断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在那两个月里，我兴奋地、努力地工作，以独特的角度观察着中国。” 自发表后在百老汇连演742场，为米勒赢得国际声誉的《推销员之死》（1949）可谓一出“美国悲剧”。该剧讲述了推销员威利·洛曼的悲惨遭遇。在为公司兢兢业业工作三十多年后，威利被老板辞退，又为两个不务正业的儿子操碎了心，最终为了使家庭获得一笔保险费而在深夜驾车外出撞毁身亡。对于如今的中国观众而言，这个中年男人梦想破灭的故事早已不再陌生，但当年看到这部剧的观众接受起来却有难度。喻荣军回忆说，1983年北京人艺版的《推销员之死》虽然影响力巨大，但这部戏剧探讨的内容和当时中国国情距离较远。“一方面我们不太了解美国梦，另一方面对推销员、保险这些职业也根本不了解。” 但米勒写这个剧作时，他的国家正到处弥漫着新的帝国正在形成的气氛。米勒回忆说，这出戏首演当晚，一名妇女讽刺它是“一枚埋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面的定时炸弹”。“我倒巴不得它是，至少是埋在那种资本主义胡扯的谎言下面，埋在那种认为站在冰箱上面便能触摸到云层、同时冲月亮挥舞一张付清银行购房贷款的收据而终于成功之类的虚假生活下面。”米勒也确实满怀狐疑：“我在写作过程中嗤嗤发笑，主要是针对威利那种彻头彻尾自相矛盾的心理，正是在这种笑声中突然有一天下午冒出了这出戏的剧名。以往有些剧本，诸如《大主教面临死亡》《死亡和处女》四部曲等等——凡是剧名带有‘死亡’这个字眼的戏素来都是既严肃又高雅的，而现在一个诙谐人物，一大堆伤心的矛盾，一个丑角，居然要用上它啦，这可真有点叫人好笑，也有点刺目。” 米勒1915年生于纽约，父亲本是富裕的犹太商人，却不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经济大萧条时期破产，家里由此生计维艰，只得靠变卖母亲的首饰维持。自1932年中学毕业，米勒就外出谋生，在汽车零件仓库干活。攒够大学一年的学费后，于1934年考入密歇根大学，靠奖学金及做《密歇根日报》晚班编辑的工资上完大学，期间他写过几个剧本，两次获得校内霍普伍德写作竞赛戏剧奖。1941年到1944年间，米勒从事过多种工作，如卡车司机、侍者、电台歌手等，但从未停止戏剧创作，他创作的几个剧本都不大成功，后来被他称作“抽屉里的剧本”。1944年，他的剧作《鸿运高照的人》在百老汇上演，但反响平平。他决定再写一个剧本，如果仍然不成功就搁笔。三年后，他仿照易卜生笔法写出社会问题剧《都是我的儿子》——一出由质量不过关的飞机引擎引发的悲剧，终于一炮打响，获纽约剧评奖，米勒从此成名于世。 而最堪为米勒传奇一生作注解的是他和演员玛丽莲·梦露的婚姻。他俩于1951年一见钟情，五年后结婚。外界称他们的婚姻为“美国最漂亮的女人与最聪明的男人的结合”。而现实是梦露严重的自毁倾向令米勒筋疲力尽，使得他整整四年没有创作一部新戏；梦露却认为，米勒自以为是，极其高傲，并由此对他反感不已。1960年，在梦露拍摄完米勒为她量身定做的电影《不合时宜的人》后，两人离婚。很多年后，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米勒用“自我毁灭”来形容这次婚姻。 1964年，米勒以这段“不很成功”的婚姻为摹本写了又一个成功的剧本《堕落之后》。剧情是律师昆廷因两次婚姻失败，回忆他和两任前妻之间的爱恨交织的关系，以及新近相识的奥籍考古学家赫尔佳给他带来恢复生活信心的希望。剧中还穿插了昆廷回忆自己父母之间的纠葛，纳粹集中营的惨状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左翼知识分子的传讯。昆廷经过对生活经历的反思领悟到，人只认识到爱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面对生活而无所畏惧。有评论家认为，米勒敢于暴露自己的灵魂而写出了一部意义深远的自传体文献。但剧中的红歌星玛姬俨然是梦露的化身，剧情中又有多处可同米勒的往事相印证，因此也有些评论家认为米勒在距离梦露死去不到一年半就把夫妇私情公诸于世不够地道。但时间证明，这个一时不易让人理解的剧本的确如米勒所说，被公认为是一部杰作。 当然，《堕落之后》的成功绝非源于其自传性，而是源于米勒据此反映了现代人在社会上的生存问题。恰如有评论所说，米勒总是满怀同情地洞察普通人的内心世界，以赤诚之心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不动声色地将其愉悦、希望、苦闷、痛楚等种种复杂的情感呈现在戏剧舞台之上，从而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 “悲剧是我们拥有的最完美的手段” 这就可以理解，虽然如喻荣军所说，《推销员之死》探讨的内容和当时中国国情距离较远，但剧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排练，终于在1983年5月于首都剧场首演时，何以在中国观众中能引起似在意外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强烈反响。 那时出演该剧的老艺术家朱琳回忆说，在演完最后一幕时，全场一片寂静，观众们好像还不知道演出已经结束了。异样的寂静持续了一段时间，正当演员们不知所措时，观众席中爆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时间长达两分多钟。用主演威利的老艺术家英若诚的话说，一下子，好像憋了一晚上的观众忽然都醒过来了。“掌声越来越大，夹杂着观众的喊声，像是暴风雨般地把我们淹没了。观众不是向剧院外走，而是涌向舞台台口，鼓着掌、喊着向作者和演员们致意。” 剧作受欢迎的背后，自然是包含了米勒和演员们的艰苦努力。当年，米勒指导中国演员演这出戏剧时可谓费了一番功夫，他希望演员不是拙劣地去模仿，而是投入真情实感，因为“文化层面的内容会自行发展”。他要求演员不戴假发，不装假鼻子，他也不过多干涉演员，反倒希望他们从中国人的心理去创造角色。他还耐心回答演员们的提问并试着以中国思维去类比作喻，减少他们的陌生感与紧张感。 实际上，相比其他外国剧作家，那时的中国观众对米勒以及他的剧作已经不算陌生了。此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1981年就上演了米勒创作于1953年的剧作《萨勒姆的女巫》，而且连续演50场，可谓轰动一时。这还得从他首次访华说起。喻荣军披露了其间一些饶有意思的细节。他说，米勒于1978年到北京后首先见了曹禺，但曹禺好像不太了解他，他们之间交流不畅。翻译家梅绍武知道后就给黄佐临打了个电话说米勒要来，让他赶紧做点功课。“黄佐临先生当然是非常内行的，等米勒到上海后，他就说我看过你的作品，我知道你的，米勒就非常开心，马上就把《萨勒姆的女巫》推荐给了黄佐临。” 在诗人韩博看来，这部剧作当年在上海演出时能够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并不是偶然的。“虽然米勒的戏剧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但如果我们跳脱出历史细节就会发现，他的很多描述的其实都有原型。我说的不是人物的原型，而是问题的原型。”《萨勒姆的女巫》由一桩真实的历史事件——17世纪北美萨勒姆镇发生的“逐巫案”改编而来，米勒借此抨击当时高压政治的代表麦卡锡主义的猖獗。萨勒姆镇的人们被邪恶的动机拖向了严酷的宗教迫害中，人人自危，互相诬告，只有正直的农民约翰在面对诚实与诬言的选择时，以无畏的精神澄清事实，他因此走向死亡。韩博说，由“逐巫案”折射出的二元论的意识形态依然存在，这部剧作时至今日还是很有启示意义。 虽然如此，米勒还是为剧本写下了一个“很光明的尾巴”。米勒始终相信，人无完人，但真相总是存在的，并值得人们以死捍卫。这事关他对悲剧的理解。米勒对马克·吐温做出过这样的评论：“他并非在利用他那种跟同时代的公众幻觉相疏离的态度来抗拒他的国家，好像没有它也能生存似的，而显然是想借此来纠正它的弊端。”这未尝不是米勒的自况。他不同意那种认为悲剧作家都具有悲观主义的论调。“悲剧事实上所包含作家的乐观主义程度要比喜剧还要多，悲剧的最终结局应该是加强观众对人类的前景抱有最光明的看法。” 和奥尼尔一样，米勒写了很多有关普通人的悲剧。但和奥尼尔不同，米勒倾向于认为，悲剧是对为幸福而斗争的人类最精确而均衡的描绘。 如有评论所说，米勒作品中的主角居多是社会中的底层人物，如小商人、士兵、农民，女仆、歌星、职员等，从社会伦理角度上他们大多是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情人关系等。这些人往往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又是反映了大的社会环境里出现的各种危机。米勒创作于1955年的剧作《桥头眺望》就以一出家庭悲剧探讨美国新移民的生存困境，让读者观众油然而生悲怆之感。但米勒并不赞成把悲剧写成悲怆剧。在他看来，悲剧不仅给观众带来悲哀、同情、共鸣甚至畏惧，而且还超越悲怆剧，给观众带来知识或启迪。他安排剧作中的叙述者、律师阿尔费里充当自己的化身，旁观艾迪一家的悲剧，也像是为了突出某种超越性。他说：“悲剧是我们拥有的最完美的手段，它向我们显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必须做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应该力争做什么样的人。” “伟大的戏剧都向人们提出重大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米勒的确如书评人马凌所说，更乐于把人还原到社会关系当中来看。他对“逐巫案”感兴趣，就因为它混杂了太多的人性以及社会的因素。以马凌的理解，在米勒看来，人与社会是一回事。“因此他才能通过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人的命运悲欢，反映整个社会的图景。”事实上，米勒本人也曾表示，艺术应该在社会改革中发挥有效作用。“伟大的戏剧都向人们提出重大问题，否则只不过是纯艺术技巧罢了。我不能想象值得我花费时间为之效力的戏剧不想改变世界，正如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不可能不想证实各项已知事物的正确性。” 当然，米勒强调剧作要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并且倾向于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反映问题，但他并不拒绝使用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艺术创作手法，而是如他自己所说：“规规矩矩地以传统的现实主义为基础，而且试图使用各种方式来扩展它，以便直接甚至更猝然、更赤裸裸地提出隐藏在生活表面背后的、使我感动的事物。”米勒对表现主义手法的实践更是值得称道，他剧作的一大特点即是类似于电影中的“闪回”技巧的往事重演，剧中人物往往受现实中某一因素的激发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此时仿佛时光倒转，人物从现实回到了过去。舞台上开始上演过去的情景，人物完全沉浸其中，剧中场景也引领观众沉浸其中。或因如此，米勒的剧作总能深深打动读者和观众。 米勒的剧作总能唤起不同时代读者和观众全新的观感。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孙甘露以为不应过分强调其剧作的现实意义。“对于戏剧演出理解的变化，实际上背后反映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综合性的。阅读、观剧实际上是唤起我们内心更复杂的部分，而不是把问题简化。”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陈飞雪也认为，与现实观照同样重要的是，米勒剧作对人性幽暗部分的敏锐洞察。“他的许多剧本主旨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对失败的恐惧和对成功的歉疚。这些复杂的情绪与感受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今天，我们也依然会感同身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