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天津《大公报》同仁合影。前排左起: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杜协民、王芸生、杨历樵；后排左起:何心冷、许萱伯、不详。（照片由何心冷夫人收藏，胡政之家人提供） 文:高林 陈纪滢说:“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说起《大公报》，就不能不提胡政之。相比新记《大公报》的另外两位“巨头”吴鼎昌和张季鸾，胡政之为《大公报》工作的时间最长，贡献也最大，可以说他是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献给了《大公报》。 一百二十年前的6月25日，是胡政之的生日；六十年前的4月14日，是胡政之的忌日。六十岁的阳寿，在那个年代的新闻工作者之中，也许并不算短。生前六十年，身后六十年，世经沧桑，物是人非，生生不息的唯有思想和精神。 事业辉煌和身后悲凉 胡政之在《大公报》的经历可分为两段:一是1916年至1920年，经历了《大公报》的英敛之和王郅隆两个时代；二是1926年至1949年，也就是新记《大公报》创造辉煌的全过程。无论在哪一段，他都一直处于报社经营管理的第一线，是一位有魄力的报业家。两位《大公报》人的评论也许值得参考，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中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陈纪滢在《胡政之与大公报》中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但是，胡政之首先是一位杰出的记者和新闻评论家。他写过大量的通讯和评论，曾用笔名“冷观”，表现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状态。1919年，他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和会，是到会的惟一中国记者，这标志着中国记者采访重大国际事件之始。1945年4月，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仅此就在中国新闻史上独一无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