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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读书人似乎都有这种说法，即“书非借不能读”。而我的读书生涯，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却是不借就没书读。 说到我与书的故事，最先浮上心头的就是借书。自幼家里很穷，父亲早早弃世，6个子女的抚养由母亲独立支撑，那时家里绝对是没有余钱来买书的。不过，记得家里几乎时时都会有书在桌上摆着。这就是我母亲了不起的地方，她一直从县图书馆借书回来读。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整天忙碌，上班、下班、做饭，只有在临睡前，依床读书，才是她一天最放松的时刻。而我最开心的时刻则是在母亲入睡之后。她抗不住一天的劳累，读读书就会睡去，于是就到了我的读书时间。我立刻会把她刚刚放下的书拿起来读，这是我惦记了一天的事情。那些书大都是长篇小说，已知的情节一直悬念在心，让我最惦记的是下回分解。就这样，小学五六年级的我读了巴金的《寒夜》、茅盾的《腐蚀》、郭沫若的《洪波曲》、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好看不好看的，都看。 那时候我是紧紧追着我母亲阅读的速度在读。因为稍有懈怠，书还差一些没读完，母亲却把书还掉了，害我好不叫苦。因为县图书馆规定一名成年人只能持有一本借书证，一本借书证一次只能借一本书。母亲并不曾知道我也在读，她要做的只是再去借一本更好看的书，以便打发她临睡前那寂寞的夜晚。书还没读完就被还掉了，这是小时候的借书生涯让我最感无奈之事。不过，尽管有如许无奈，毕竟从母亲借来的书这里，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 及至升入宜山县第一中学（今宜州一中），我才终于拥有了一本自己的借书证。记得初中一年级开学后，领到了借书证，却被告知5天后才能开借，这事一直让我不太开心。待到图书馆开借那天，我肯定是最先跑去借书的学生之一。我借的第一本书是出生于爱尔兰的女作家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那书看得我荡气回肠，课堂上忍不住偷看，被老师没收过。多少年后，我担任漓江出版社社长，不知道为什么就生出一个念头，要想办法买下《牛虻》的中文简体字版权。我只身一人来到北京，秘密委托中华版权代理公司代理。天遂人愿，似乎不太费功夫，时过不久竟然让我买到了，经我的手也出版了曾经激动过我少年心的《牛虻》。 我的借书生涯并没有止于中学。初中毕业，正值十年“文革”期间，几乎所有学生都被送到农村去插队劳动。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事，就是总能借到书来读。我们一起插队的知识青年中，有一位王姓同学，他父亲是县里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局长，家中有大量藏书，只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在我们的撺掇下，王姓同学一两个月就会从家里带上一大包书到农村来借给我们读。王同学为人慷慨，从不催还，让我们得以安心去读。《安娜·卡列尼娜》《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莫泊桑小说选》等等，真是过足了读书瘾。 说到借书来读，还想起一件事情。因为那时知识有限，又是民间借书，并不曾留意那些书是什么出版社出的。现在有人嘲笑看书不挑出版社的都是“山炮”，那时我们还真都是“山炮”。当然，“山炮”不“山炮”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读了。多少年后，我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与社里老前辈们说到我在农村借读文学名著的经历，他们很高兴，可能他们原先担心我是一个不读书却跑到文学殿堂来搅局的“薛蟠”。当我说到当时无知，不晓得留意是哪家出版社出的，于是他们要我回忆书名，我说一本他们立刻回应“是我们人文社出的”，念着念着，我们之间就像接词一样，末了，老先生们几乎是瞪着眼睛说，这些差不多都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啊。至此，我也就深切理解到，在新中国最初的17年里，尽管政治运动不断，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坚韧不拔地尽着出版人的本分，出版了那么多中外文学名著。后来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拟了一条社训：“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那些曾经与我在农村不期而遇的名著，就是社训创作最原初最强烈的冲动。（聂震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