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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对国际法持什么观点，而是在于对事实的误导。作者接着严厉批判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和评论，对布什政府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宣传照单全收。这才是该书真正说到点子上的地方。《纽约时报》伊战前和伊战早期的报道，让自己的员工都不堪回首。为什么一份标榜“报道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不偏不倚”，满屋都是普利策奖得主的伟大报纸，会放弃媒体之社会责任，成为美国政府丢人的传声筒，说服民众相信伊拉克有无中生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这是一场很轻易获胜的解放战争？这还是那份有过五角大楼报告案、诉沙利文案等辉煌历史的《纽约时报》吗？ 作者非常有创见地指出（第三章），之所以《纽约时报》会犯下这么大的错误，并不是因为对“不偏不倚”原则的背离，而恰恰是这个著名的“不偏不倚”原则造成的恶果之一。这是我见到的对《纽约时报》最聪明的评论之一。 “不偏不倚”（Impartiality）其实是被世界新闻工作者奉为圭臬的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之一。在报道上，此原则建议作者剔除自己的观点和情绪，对不同立场进行平衡报道，对事实真相采取“无知之幕”的态度，让读者获得对事实更平衡的了解，然后自行得出判断。在评论上，此原则建议媒体让不同观点的评论有机会在版面上出现，让读者获得多元化的评论观点，例如《纽约时报》这个偏自由派立场的媒体，却坚持让著名的保守主义名家开专栏。 作者解释道，《纽约时报》创始人阿道夫·奥克斯立下的“不偏不倚”原则，是一个极为理想主义的原则，在现实新闻操作上，实际上执行的是后面历任发行人阐述得更清楚的苏尔兹伯格的“非抨击性原则”（non-crusading）和罗森塔尔的“中间派立场”（centrism）。用国人熟悉的话说，就是“理性建设性”和“各派平均报道原则”。因为“不偏不倚”要求记者剔除自身情绪和观点，因此整个文本会失去抨击性，不温不火，而苏尔兹伯格发展的“非抨击性原则”，更是让长期以来的《纽约时报》报道，对社会不公和政府滥权的报道力度一直不够，远没有其他媒体读起来那么直接，而报社记者也不太愿意做过于抨击性的报道，因为不会被编辑接受。不温不火成就了《纽约时报》在主流社会的稳重地位，代价就是对媒体社会责任的主动承担不够。 “不偏不倚”另外的原则是对真相采取“无知之幕”的态度，希望通过报道不同立场让读者自行理性判断真相何在。而罗森塔尔发展的“中间派立场”是更为要命的东西。对于很多没经过深入调查的事务，《纽约时报》简单地铺陈对立双方观点，来形成一个形式平衡。例如对于伊拉克有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纽约时报》普遍采用“伊拉克政府宣称已经没有武器，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有足够的证据称武器存在”的模式。而报道对战争的态度，也采取“很多名人支持这场战争，也有很多左翼反对这场战争”的模式。但由于报道的对立一方，是已经失去美国读者心中信任的伊拉克政府、反战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左翼反战学者，这样的“中间派立场”报道，等于是给另一方美国政府开了一个无限透支的空白宣传支票。作者抨击这种形式主义的报道平衡，是极为虚伪和懒惰的新闻操作，失之于“圆滑”。 要承认左派作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批判相当透彻，但现实主义的我，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需要承认的是，《纽约时报》的“不偏不倚”原则引领下的“新闻专业主义”，以及认同此原则的普利策奖和美国新闻教育体系，的确为美国创造了一个相对于欧洲社会更为客观公允的媒体。“不偏不倚”原则其实暗藏着人类这样一个对媒体的理想:对“新闻真相”的追逐能在一家媒体上得以实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以此理想为目标的美国优秀媒体，都在告诉自己的读者，只要读我这一份报纸，你就能发现多元观点下的真相。 但欧洲媒体社会所表达的“党派媒体”原则，却认为任何媒体只能代表发行人的政治观点，真正客观公允和真相本身，必须在新闻自由下各种立场媒体的竞争中才能揭示。其实我最爱读的《大西洋月刊》（自由派）和《旗帜周刊》（保守派），就是以极鲜明的政治立场各自剖析了美国政治核心问题，这种深刻和力度，是试图“左右逢源”的《纽约时报》完全做不到的。的确，在整个伊战问题上，现在倒过来看，欧洲很多媒体的确不辱使命，用极为情绪化、观点化的报道，揭露了英美政府关于战争理由的谎言。他们认为对于明显在撒谎的政府，没任何必要给他们宣传的空间。当然，这种认为“新闻真相”必须在各派媒体自由竞争中揭示的党派新闻观，也在台湾的实践中，产生了“只有蓝绿新闻，没有黑白真相”的荒谬结果。 真相何以追逐，其实《一纸瞒天》远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实践上，我们既需要媒体彻底表达各派立场、对社会不公和政府滥权做出全面深入的调查，也需要有媒体力图平衡立场，维持社会共识。可以看出，真相无论怎么追逐，新闻自由是最重要的保证；而新闻人对社会的责任，是媒体能够自我救赎的唯一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