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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问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伊拉克是邪恶国家，应当轰炸，那么为什么不是其他同样邪恶甚至更加邪恶的国家，而且这样的国家名单可以开出几打？2003年3月20日，战争打响，其场面震撼了整个中东，也着实震撼了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用任何一条和自由民主有关的逻辑，去理解这场不知道为何而战的战争。 我并不是一个反战主义者，对战争其实采取一个极为实用的态度——“算人头”。如果战争能带来更长远的自由和平以及人员更少的死伤，如二战中美军轰炸德国、日本，我完全可以接受。但伊拉克战争一直到六年后的今天，都在各个方面证明是美国当时巨大的战略判断错误——死了数百倍的人、社会重新极端宗教化、基督教社团基本被清洗、伊朗崛起、美国国力急速衰落、坐看极端伊斯兰派别在阿富汗和其他中东国家壮大。唯一的正面效应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但这种缺乏自由和安全甚至对国家认同的民主，却并不是美国人内心期待建立的模式。因此，整个美国民意开始走向愚蠢的另外极端——选民希望拍拍屁股走人，离开这个麻烦之地。 《一纸瞒天》对伊拉克战争的批评（第一章），就显出了乔姆斯基派的国际理想主义本质。作者认为，美国攻打伊拉克，伪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欺骗国际社会，绑架联合国，其“先发制人”（pre-emptive）的做法严重违法了国际法。的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国际社会当时勉强容忍美国动手的唯一理由:当儒雅的鲍威尔在联合国大会用伪造的证据说服听众的时候，每个大国都为自己找到了屈服的理由。但作者把现代战争乃至国际争议是否合理合法，完全建构在国际法上，就犯了左翼幼稚病:第一，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并不是超国家代表组成的国际政府的强制性法律，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国（主要是“五常”）之间的政治妥协，国际法和有关决议在法理上，就对解决大国之间冲突无效，甚至都无法做出有任何一个大国否决下的正确决定。远的不说，就拿中美在南海的相关争议，就没有任何国际法能最终解决这类问题——这个国际法，其实“刑不上五常”。第二，源于欧洲战争经验的现有国际法和相关决议，过度强调民族国家主权和调整民族国家间关系，并没有对各国国内人权有强制性的保障，以及对非民族国家形态团体（如恐怖主义者）犯罪的制约。简而言之，目前的联合国及其国际法，太“国”际了，在这个参与“角色”（Actor）多元化的世界，有些过时。 不过，针对这场战争本身，无论是从利益算计的现实主义，还是从该书作者的国际理想主义，都不难得出国际社会、美国民众被误导从而支持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的结论。 那么媒体在这个问题上要负多大的责任？该书的副标题表明了作者的态度:“《纽约时报》如何谬报美国的对外政策。”全书彻底检验了被认为是具有美国乃至世界第一影响力的《纽约时报》的编辑方针和报道原则，认为该报非但没有继承“五角大楼报道”的媒体监督精神，且在伊战宣传上，配合布什政府演出，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作者首先抨击《纽约时报》的社论和编辑方针（第二章），并没有以国际法为准绳，并且列举了所谓“自由鹰派”的作者、专家、记者、编辑的行文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默许甚至鼓励，不但没有平衡当时新保守派的挺战宣传，反而为自由派读者支持这场战争提供了充足理由。作者期许，一份有责任心的报纸，应当严格以国际法为依据，报道国际事务。 这样的观点也是这本书在美国无法占据主流的原因，即便自由派的读者也不能认同这种“媒体乌托邦”。《纽约时报》不是“《联合国法制观察》”，不可能也没必要把国际法作为社论和编辑方针的准绳。仔细读该书列举的“自由鹰派”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讨论，其实无非就是在讨论上面提到的国际法的两大缺陷:“刑不上五常”、太“国”际。作为服务于美国主流社会读者、报道美国精英理解下的世界的《纽约时报》，在社论和对栏评论版，批评国际法原则，本身并未出格——的确在很多案例上，联合国是阻碍正义的不小障碍——卢旺达等人类悲剧，不就是在联合国机构的冗长表决中发生的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