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纸瞒天——<纽约时报>如何谬报美国的对外政策》  《纽约时报》伊战前和伊战早期的报道，让自己的员工都不堪回首。该报一贯秉承的“不偏不倚”原则在实践中却沦为“左右逢源”，等于给美国政府开了一个无限透支的空白宣传支票。 阅读《一纸瞒天》一书对我来说有双重挑战。一方面，两位作者批判的是《纽约时报》，这是我服务过三年半的报社；而具体引起他们不满的是该报的伊拉克战争报道和评论，而这也是一场和我极为相关的战争——2003年3月，我在巴格达。作为西方左翼旗手乔姆斯基的两位学生及助手霍华德·弗里尔（Howard Friel）和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以一个极端方向去催促我思考，我对那场历史性的战争、这份伟大的报纸，内心最诚实的想法是什么。 在那场战争之前，伊拉克对我来说，只是我刚刚转入的新事业的一个功利性高峰。每个想做大记者的新手，都在潜意识中期待世界性的悲剧降临。战争适时来到，我也成功地通过各种关系拿到了伊拉克签证，排除各种困难，到达巴格达。初期无知的兴奋后来被记者本能取代。 我很快发现，战前伊拉克的自由度，不像朝鲜般的禁锢，而在很多方面，却很像1980年代的中国。微弱但存在的公民社会，热闹的商品市场，丰富的书市，中东最世俗化的社会之一，宽容的人际关系，甚至有红灯区和同性恋酒吧，市民对腐败的不满。当走到他们攒电脑的IT一条街的时候，我想起了中国每个小城市。当然，萨达姆家族的压制依然让人不堪忍受，但对比埃及、叙利亚、沙特等其他中东国家，伊拉克也并不是最严重的。的确，面对萨达姆，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来表达反抗，但实际上，这是十年联合国禁运的后果之一，英语流利的教授们只能开着旧车为政府做事来养活自己，而原来在海外打工的人只能返国做出租车生意骗我们这些外国人的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