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约翰·凯里《阅读的至乐》，很容易联想到其他的书，比如那本由哈罗德·布鲁姆撰写的厚厚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除了介绍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更在其书后开列了一份长达40页的经典书目。而约翰·凯里似乎特意为了反其道而行之，《阅读的至乐》的副标题是“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以“纯粹的阅读愉悦”作为衡量标准，按照时间的顺序介绍了20世纪的50位作家及其作品。 按照凯里在那篇旨在引起争端的序言中的说法，这些图书的入选“不是因为它们有‘伟大价值’或是体现了人类精神，或是其他类似的理由”，他的选择标准就是一种纯粹的阅读愉悦，“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我也希望其他人想起这些书或者接触到这些书就会感到快乐”。那么，他的预期效果如何？如果说阅读这些书给他带来了快乐，我无法质疑，但是怎么能预期这些书同样给其他读者带来同样的快乐？如果凯里介绍这些书籍是为了引领大众的阅读，那么大众的阅读品位如何划定？ 其实更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凯里的成名作是1992年出版的《知识分子与大众》，那本书的副标题很有意思：“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书中核心观点认为，20世纪勃兴的现代主义文学可以看作是对前所未有的巨大读者群的一种敌对反映；所谓大众其实是知识分子虚构出来的一个概念，旨在“取消大多数人作为人的地位，或至少剥夺大多数人的显著人性特征，以使其使用者自以为是的高人一等”。如果按照凯里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中这种观点对照分析《阅读的至乐》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阅读的至乐》基本可以看作《知识分子与大众》一书的注脚，前者介绍的大部分作家和作品都曾出现在后者当中，比如《阅读的至乐》和《知识分子与大众》开篇中都提到了福尔摩斯，介绍到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其次，如果说大众作为一种虚构的概念不存在，那么凯里在《阅读的至乐》中所谓要以阅读愉悦的方式引领大众阅读变得有些扑朔迷离起来。退一步说，即使大众是存在的，也是存在于那些现代主义文学的“傲慢与偏见”之中，这就意味着引领他们阅读的方式也是“现代主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