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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史家在写作正史时，往往会采集“逸事”甚至“小说”作为材料。如萧统的《陶渊明传》着眼其隐士之节操，因此把符合其“隐士”形象的一则与檀道济有关的逸事写进了陶渊明传，“这则轶事把陶渊明描绘成一个原则坚定、毫不妥协的隐士”[11](P67)。此条《晋书》陶传不录，而《南史》陶传则照抄不误。刘知几《史通·通释》对史家采集“逸事”甚至“寓言”入“实录”的做法有如下批评： 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耶! 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 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至若神有混沌，编诸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6](P486—488) 从司马迁、习凿齿到嵇康，都难免将“逸事”“寓言”等当成“实录”，均受到刘知己点名批评，这样一种做法虽是史家之惯例，但难免“贻误后学”。沈约等人将陶渊明的有关逸事甚至连他自己创作的“杂传”类文章都作为他生平之“实录”写进其传记，因此产生了对陶渊明作品的误读，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是汉魏六朝盛行的“拟作”现象。所谓“拟作”即模仿，这在汉魏六朝颇为流行，如陶渊明敬慕的扬雄，即拟《易》作《太玄》，拟《论语》作《法言》，拟《离骚》作《反离骚》。①再如比陶渊明稍后的袁粲，其《妙德先生传》也可以算是“拟作”。据《宋书·袁粲传》载，袁粲“清整有风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以自况”[12](P2230)。可见《妙德先生传》乃意在续嵇康的《高士传》，是对《高士传》的“拟作”，不是袁粲的“自传”，最多可以把《妙德先生传》看成是袁粲的“自况”文。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与扬雄一样擅长模仿，他的《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②，《五柳先生传》也可以说是《后汉书·逸民传》与《圣贤高士传》之“拟作”。此类“拟作”，最多只能看作是作者之“自况”，却被作为其本人的传记材料编入正史，视为所谓的“实录”与“自序”，这显然严重违背史家信实之原则。 但沈约等人的几部陶渊明传记都将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不加辨析地改写进了陶渊明传，由此误导了后世的读者。陶渊明去世60年后沈约所撰的《宋书·隐逸传》是最早的陶渊明传记： 陶潜字渊明。……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12](P2286-2287) 上述文字有几个关键的词值得注意：“自况”“自序”和“实录”。所谓“实录”，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原则，所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3](P2737-2738)。“自况”之“况”有比拟、形容、写照、影射、象征诸多涵义，显然不能与司马迁等人的“自序”那样的“实录”划等号。而“自序”一体，本指司马迁以来的真正的“自传”类作品。单篇独立的自序，如两汉司马相如、扬雄、马融，晋傅玄、傅畅、赵至、皇甫谧、陆喜、梅陶，南朝江淹、刘峻等，都有《自序》存世。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虽然不无“自况”的成分，但与真正的“自传”类的“自序”毕竟是两回事，更不能等同于史学家的“实录”。但令人遗憾的是，从沈约开始，就将史学意义上之“实录”与带有文学创作性质的“自况”混为一谈，并将《五柳先生传》的内容写进了陶渊明传，之后，萧统、《晋书》与《南史》的陶渊明传，都延续了这一错误。范子烨指出了此一“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 《宋书》的编撰者把《五柳先生传》用作撰写《陶潜传》的史料，这种错误的做法无疑误导了后世的读者，以为《五柳先生传》就是陶渊明的自传，而五柳先生自然也就是陶渊明的自号了，真是贻误千古。[8](P267) 既然《五柳先生传》为传赞体，在当时尚不合用于自传，而诸多创作现象如“改写”“拟作”和“逸事入传”等均可证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那“五柳先生”究竟何指呢?近年来，学界对此颇多探究，而其中最为集中的是探究“五柳先生”与扬雄之关系。 较早注意这一问题的是吴国富，他在《“五柳先生”及“无弦琴”的守穷守默——从扬雄看陶渊明的“愤宋”》一文中明确指出：“陶渊明生平读书众多，《汉书》是他精熟的一种。……陶渊明对《扬雄传》特别关注，《饮酒》诗有一首专门咏扬雄事迹，并仿照《扬雄传》的一节写成《五柳先生传》。”并将《汉书·扬雄传》中的相关文字③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做了细致的比对后认为： 《五柳先生传》的“闲静少言”，即“口吃”至“清静之(亡)为”几句的改写，仅去掉“深湛之思”及不符合陶渊明特点的“口吃”。而“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则取材于《扬雄传》的另几句：“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以学。”陶渊明在《饮酒》诗中特地咏过这件事：“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他根据自己的情况作些改造，但继承之迹仍非常明显。《五柳先生传》中“环堵萧然……箪瓢屡空，晏如也”，则是“家产不过十金”几句的改写，“晏如也”一句完全相同。……“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是扬雄“不为章句，训话通而已”，指不为章句之学。[14] 吴国富的文章，其旨归是要证明陶渊明之“愤宋”，其前提也还是把《五柳先生传》当作陶渊明自传，但其揭示的陶渊明与扬雄之间的继承关系，恰恰为《五柳先生传》非“自传”一说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依据。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用力最勤的是范子烨。他认为陶渊明《饮酒》(其五)“全诗乃是借扬雄以自况”：“扬雄在我国中古时代被尊为孔子一样的圣人，六朝人视之为汉代的新圣，所以左思歌咏他，而陶公不仅歌咏他，而且还以扬雄自况。”他进而指出： 在中古时期，扬雄确实有“圣人”之目。桓谭称他是光耀东西的孔子，王充说他是“贰圣之才”，常璩说他“齐圣”、“宏圣”，葛洪将他和孔、孟并列(分别见上文陶公《饮酒》其十八古直注释所引《新论》、《论衡》、《华阳国志》和《抱朴子·外篇》)，都是同样的意思。扬雄这位圣人的思想对陶渊明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扬雄所著《太玄》，即为陶公熟读之书……陶公对《法言》也颇为谙熟。[15] 范子烨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汉庭’的衮衮诸公中，他对扬雄情有独钟。在对以扬子为核心的古人事迹的追述中，陶公确立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由此与个人的人生实践相结合。”[15] 吴国富还认为，陶渊明的“五柳”之号与扬雄也有一定的联系： 考寻扬雄的《太玄》……推衍《周易》之义的，将八卦的基数改为“三”，因而每卦分九象，五居中。参照他的演绎，凡阴阳、吉凶、盛衰、祸福、贫富等现象，得五者一般是无大喜，亦无大忧。……扬雄的《法言》也说：“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因此，“五”代表中和，也与政治状况有关。这些都符合渊明的思想个性：一度为官而不利欲熏心，翩然归田而不离世独居，政治上慕清和而反对暴虐。因此，“五柳”也谐言“五留”，即“留五于心，永守中和”之意。[14] 虽然扬雄《太玄》之义比较深奥，但吴国富上述对“五柳”之解读言之成理，不无依据，值得采信。董根洪在论及扬雄之思想时认为： 在扬雄看来，“中和莫盛于五”(笔者注：《太玄·玄图》)。扬雄充分吸收了《易》尚中和的思想，在《太玄》中也推崇中位。《太玄》以三分法把九赞也分成三节，其中“二”“五”“八”赞分别为上中下三小节的“中”赞。而五不仅“四”“五”“六”赞构成的小节之中，而且也是整个九赞之中，它“处中体之中位”，所以最为尊贵，从而也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和之道。在《太玄》中，最尊贵吉祥的“五”就代表着中和之道，就标志着事物最佳的发展，事物旺盛的生命。《太玄数》有“五为中和”、“中、福也”的论断。这一“五”的中和就人类社会而言，寓意着圣人之道、君子之行。“圣人之道譬犹日之中矣，不及则未，过则昃”(笔者注：《法言·问道》)。圣人之道的实质即是无过不及的中和之道。”[16] 另外，汉尚“五”与“五德”，也颇值得我们注意。“汉武帝……太初年间改制了一次，确实汉王朝为土德、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熟尚五，官印用五字，等等。……这种改制思潮，在王莽变法中达到了高峰。……文学家扬雄喜而挥毫，写了一篇《剧秦美新》盛赞王莽。”[17](P75-76)中国古代有所谓的“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而“五德”，则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武帝改制依据的就是此一“五德终始说”，而对“五”之崇尚，也是武帝以后儒学复兴、光大周礼之一种表现，因此，扬雄一方面在《太玄》中阐明最尊贵吉祥的“五”就代表着中和之道，又对王莽之改制欢欣鼓舞，赞美有加。 由以上种种推论“五柳”与扬雄之联系，并非没有道理。值得注意的是，“五柳”之“柳”还可能是扬雄“扬”之隐语。范子烨解读陶渊明《拟古》九首(其一)“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一诗说： “荣荣窗下兰”是以“兰”(花名)代“兰”(人名)的文字游戏，而“密密堂前柳”则是以“柳”(树名)代“杨”(姓氏)的文字游戏。……卞兰暴死，杨修被杀，这就是“兰枯柳亦衰”的意思。[8](P110—111) 以“柳”作为“杨”之隐语，杨修本人，曹丕、曹植兄弟，都擅长此类文字游戏。而扬雄家族原本姓杨，据《扬雄自序》：“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菜于晋之杨，因氏焉。……周衰，而杨氏或称侯，号曰杨侯。……杨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间，避仇……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无它杨于蜀。”[10](P405-406)“杨”与“扬”古代可以通用，而“杨”与“柳”在古代也可以指代同一种植物。“杨柳”一词，较早出自《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说文解字》解释“杨”：“蒲柳也。”并引《古今注》曰：“蒲柳，生水边。”又曰：“水杨，蒲杨也。枝劲细，任矢用。”又说：“古假杨为扬，故《诗·扬之水》，毛曰‘杨，激扬也。’《广雅》曰：‘杨，扬也。’《佩觿》曰：‘杨，柳也。亦州名。’”[18](P431)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有“蒲柳之姿”一语，而“杨”就是“蒲柳”，可见，在中古，“杨”与“柳”乃是一种植物。 顺着上述吴国富、范子烨两位先生给出的线索，我们不妨可以作出如下推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既然有部分是对《汉书·扬雄传》之改写，在其他作品里也一再表现出他对扬雄此一新圣之敬慕；“五柳”之号又与扬雄《太玄》等作品之义密切相关；汉尚“五”与“五德”；“柳”也可能是“扬”之隐语，那么，其“五柳”之号，很可能不是他自己的号，而是暗指扬雄。陶渊明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旋涡里抽身出来，其仕刘宋的经历与扬雄相似，其人生旨趣以及清心寡欲、不慕荣利、穷愁著书以及重视农业劳动等，都与扬雄有着深刻的共鸣。因此，他以改写《汉书·扬雄传》的形式，以传赞体为扬雄立传，又不无自况之意味。故从陶渊明与扬雄之间的密切联系切入，或许可以解开《五柳先生传》之谜底。 综上所述，由于《宋书·隐逸传》一开始就将最多只能算是“自况”的《五柳先生传》当成了陶渊明的“实录”，将“自况”完全混同于“自序”，故历来对《五柳先生传》多有误读，由此也产生了自传类文体写法之混乱以及对与自传相关的文体认识之混乱。因为误把《五柳先生传》当自传，后世出现了不少仿作，如陆羽的“陆子……不知何许人也”(《陆文学自传》)、陆龟蒙“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许人也”(《甫里先生传》)，这种模仿《五柳先生传》的故弄玄虚，实际上毫无必要，明明是“自传”，是“实录”，却非要写成《五柳先生传》这样带有明显“虚构性”的仿作。白居易更明确宣称是“效陶潜《五柳先生传》，作《醉吟先生传》以自况”，但实际已经不再是什么“自况”，而是真正的“自传”，其源头其实应该是太史公“自序”一类的自传。对此，川合康三做过这样的梳理：“《五柳先生传》的诞生，是这以前三种形式的人物传合流的产物。一个是前章论述过的书籍‘自序’体裁的自传，这是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以来已大致确定了的作者自述生平时使用的文体。另一个是虚构性的人物传，再一个则是理想化的人物传。”[9](P49)川合康三对这几类文体的梳理很见功力，但他还是将这三类文体都笼统当作了“自传”。而历来自传类文体写作之混乱，也必然会导致对中国古代文体认识之混乱，无法将真正的自传文学与其他文体区别开来。鉴此，从文体特点、创作渊源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五柳先生传》非陶渊明“自传”，不仅仅有利于准确解读陶渊明及其作品，而且，对相对正确地认识中国自传类文体及其特征均具有重要之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