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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撕裂我、击碎我的那根管子！” 我关于“机器与世情”这个议题的思考，起源于对台湾地区著名通俗小说家琼瑶女士晚年经历的一场风波。2017年，琼瑶女士为丈夫平鑫涛“阿尔茨海默症”住院治疗并插鼻胃管一事，陷入与平家继子女的纠纷。在这场牵扯到旧年婚外恋、继子女矛盾、老年病患的长期护理、不同生死观的复杂冲突中，琼瑶女士连连发文。她的主要观点是，反对以侵入损伤性治疗手段维系病患低质量的生命体征。简而言之，她认为应该放弃让丈夫插管，哪怕丈夫可能因此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她以标准琼瑶式的文字为这个沉重的议题命名：“鼻胃管——撕裂我、击碎我的那根管子”。 这个选择遭到了平家子女的反对，他们认为，妻子不能以爱的名义剥夺患者的生存权。平鑫涛的儿子平云回应：“对于您来说，父亲得了失智症，不再记得您，无法对您说爱，就是‘没有灵魂的肉体’，就不值得活下去，不如去安乐死。但对我们来说，即使父亲得了失智症，不记得我们了也没有关系，只要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好地活着就足够了。”这场家庭争议甚至引发了版权的变动，琼瑶女士将自己的小说全集版权移出皇冠出版社，并出版新书回忆往事。平鑫涛的前妻同样以出版新书的方式作出对于琼瑶的回应。这场集文坛八卦与医疗纠纷的社会新闻至此搁置。但它引发的思考却十分深刻。 鼻胃管，是一条从鼻腔通到胃的管路。当口腔、肠胃手术等导致无法进食或吞咽困难时，医生就会尝试和家属讨论是否要为病人放置鼻胃管，以管路喂食方式来提供病患足够的营养。但这对病患而言，显然不是一种“享受”。有趣的是，当琼瑶女士将这场激烈的纷争聚焦于医疗器械“鼻胃管”的时候，台湾安宁照护专家王英伟就事论事地回应说，“管子本身无罪。”在医院里，除了鼻胃管，病患家属多少会面临“要不要插管”、“要不要用呼吸器”、“要不要放尿管”等问题。明知道可能会增添病患的痛苦，但延续生命的正确性显然牵涉到更为复杂的伦理问题。它不仅是临床医学会面临的道德困境，也逐渐进入文学视野。如果说小说创作根植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小说营建的虚拟世界始终致力于我们对生命体验的重新赋形，那“撕裂她、击碎她的那根管子”就将显现出智识之外的审美潜能。当维持生命体征的医疗器械将要剥夺病人自然死亡的“自由”，文学在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会是什么？ 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凸显，当代文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疾病”的思考中。上海女作家对此议题关注很多。如2010年王周生的长篇小说《生死遗忘》、2015年薛舒的非虚构作品《远去的人》、2018年于是的长篇小说《查无此人》均关注到“阿尔茨海默病”病患的晚期治疗，及在治疗过程中家属所面临的生存与死亡的思考。疾病和医疗本身并不是文学，但文学会照亮疾病与医疗过程中人的心灵生活。这种“照亮”也是历史性的。譬如“阿尔茨海默症”已日益成为了超越饥荒、肺结核的文学病、艺术病，艺术工作者更愿意以“遗忘”替代“失智”命名疾病的心灵价值。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疾病书写，在处理“记忆”问题之外，美国作家马修·托马斯（Matthew Thomas）的长篇小说《不属于我们的世纪》（We Are Not Ourselves）更是将该疾病的隐喻特征从植入家族史、情感史的范畴拓宽移民史中的文化认同问题（“他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扮演这个世界的陌生人”）。至据说中国目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人数达到了900万，位列世界第一。电影《依然爱丽丝》、纪录片《我只认识你》、话剧《离去》都以此为创作题材，讨论人的记忆与遗忘，均是当代疾病书写的范本。可停留于此，显然遗漏了在这些生命伦理问题背后更为重要的意志，即来源于医疗机器所生发的生存可能性与文学可能产生的新的共生关系。作家可以无视机器，只谈感情，但机器仍会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创造新的矛盾冲突、新的痛苦抉择、新的心灵体验。因此，“管子”提出了非常复杂的问题，即身体的主权，到底存在于谁的手里？当病人渐渐失去对身体完整的控制力，他将面临肉身与机器（管子）的结合，表现为生命体征（数据）的存在。这个时候，他算不算已经成为了电子人（Cyborg）[1]，他最重要的部分是连接有机身体和延伸假体的信息通道，他的真实感受无据可考（“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好地活着”）。更重要的是，文学赖以赋形的“世态人情”会不会在其中找到新的叙事可能。 二、虚拟身体与人生故事 “虚拟身体”虽然听起来很新潮，还是坊间“赛博朋克”热议的焦点，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历史悠久，无处不在，如假肢、心脏支架、眼镜，都可以说是“虚拟身体”。狭义的“虚拟身体”甚至带有很强的性别特征，譬如假睫毛、高跟鞋、胸贴等。日本电影《生存家族》假设了一场离奇的东京大停电，时间长达一年多，被剥夺了现代生活的一家人被迫还原至原生态逃离东京。他们最先做的就是丢掉手机、拔掉假睫毛、脱掉高跟鞋，因为社交与消费性质的虚拟身体将不再具有辅助生存的价值。《生存家族》对人类文明越来越依赖于电能提出了焦虑与反思，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检视剥离了血肉相连的虚拟身体之后，我们的日常生活、情感生活还剩下些什么。 2017年起，我做了一些尝试，讨论符号性的“虚拟身体”之于世情故事的意义。我写作了短篇小说《度桥》（《小说界》，2017年第4期），男主人公是研究“表情包”的社会学博士，却在困顿的日常生活中难以找到应对人际冲突的表情，“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生活不断失意与挤压，最终主人公也退回到了一个二次元与表情包的世界。[2]”2018年，加拿大符号学与人类学教授马赛尔·达内斯（Marcel Danesi）的著作《占领世界的表情包》（The Semiotics of Emoji）已于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表情包与语言的关系，提出了新颖的思考面向。在我看来，表情包尚不足以成为一种系统性的思维语言，但当人们在交流时，第一反应是手机里的表情，而不是自己真实的表情时，虚拟的表情已经具有了人类身体难以表现的语义形态。我们通过按键和选择，而不是神经系统的自然反应，展现着我们的思维和态度。在这种“丧失”和“替代”之间，是彷徨无助、为互联网语义所规训的年轻人的精神处境。 英语中，“赛博”（cyber）这个词的历史与控制论（cybernetics）有关，托马斯·瑞德（Thomas Rid）的畅销书《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Rise Of The Machines）就是讨论这一议题的。但作为通讯工具的机器显然还有传播学上的意义，例如手机早已是我们身体的延伸。即使主观上没有人愿意被机器奴役，大部分人却已率先就被智能手机奴役了。手机是我们的社会关系、情感历史，占据着我们的生命时间。据国外权威机构统计，中国智能手机已经占到手机总销量的96%。全球媒体公认的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已经处于领先的地位。对于沉溺于微信微博的当代中国人而言，手机以机器的物质形态占据了他们的精神空间，他们对着手机履行社会责任（如孝道）、情感责任（如恋爱）。一旦没有手机，就约同暂时切断了人际网络。人们在朋友圈里型塑虚拟人格，完成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言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也在投掷表情包的过程中，为表情包的沟通语言所限定、规训。从这一方面来看，社会科学研究的初步成果为我们的虚构资源提供了不少有趣的路径，如性别与科技；在移民生活中，手机如何承担远程的亲子教育、如何维系异地的夫妻情感沟通；社会身份与机器使用，已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产生，如美国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卡拉·瓦利斯（Cara Wallis）2013年出版的《中国的技术迁徙：年轻女性移民与手机》（Technomobility in China：Young Migrant Women and Mobile Phones）[3]。如果我们停留于原有的方式，或者仅仅将机器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当做传统叙事的点缀、而不是重要的社会生活载体，会损失不少延伸的可能性，尤其在离散题材的写作中。 物质化的“虚拟身体”最初的功能性，在于补充自然身体的匮乏，也就是原来的身体（视力、肢体）缺损或不够用了，假体便进入了我们的身体，扩展、甚至逐步代替重要的身体功能。医疗显然是“虚拟身体”议题最重要的讨论场域。审美化的假体为社会文化所型塑，女性是重要的媒介。文学上，我们虽然常常讨论人如何控制身体，或身体如何控制人，包括科幻文学直接讨论机器与人，这些讨论或将身体与假体融为一体，或偏重讨论人类与机器人的权力关系。“管子”或机器，真正提供的转变，是人的命运会因它而改变。“机器”对于生命体征的延续，为伦理的困境增设了“退避”的可能，也就是在日常世界和死亡之间，多了一个由机器维持的世界。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在文学里面对这个新世界？ 2017年，由琼瑶插管争议引发的思考，我写作了两则短篇小说，《蕉鹿记》（《山花》，2017年第5期）与《樱桃青衣》（《萌芽》，2017年第6期），都讨论到了“拔管”与命运的关系[4]。2018年，我又写作了短篇小说《四合如意》（《大家》，2018年第3期），聚焦福建移民家庭环境下机器（手机）与异地恋的故事。2019年1月，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醉太平》，书写的同样是移民故事，企图通过宗族礼仪将机器里的人召唤回生命现场（如葬礼）。在我有限的想象力中，至少有一部分当代人的情感关系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的年代，可能早就断裂了。如果没有手机和视频，异地生活的子女与父母联络频率会更低，异地恋也许更轻易就分手了。这种情感的断裂方式和鼻胃管与死亡的隐喻是近似的。“手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琼瑶女士所言“撕裂我、击碎我的那根管子”，以侵入性的方式延续着生命/情感的表面体征。而“撕裂她、击碎她的那根管子”又何尝不是阻断她成为“未亡人”的命运意志，机器建构着她的爱意以这样的方式残喘、不灭，她甚至无权宣布机器并不具备无意识的身体的主权。推而广之，每一间重症监护病房中躺着的病患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几段可言说或不可言说的感情、一些被机器宣布搁置的复杂矛盾。推而广之，机器足以维系情爱关系的弱社交。 “虚拟身体”对于性别议题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最近前沿的性别问题讨论，有一则聚焦在“人造子宫的出现会对女性产生怎样的影响”之上。实际上现今并没有“人造子宫”这样东西，但子宫焦虑已然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这显然和女性的处境相关，女性担忧自己的价值被虚拟身体彻底替代。如果我们将女性的价值仅仅等同于子宫，这祸根般的想象似乎是令人担心的。好像女性的价值很容易就会在未来被虚拟身体的研发所替代。这背后潜藏的观念，在于女性最大的价值就是生育。今年粤语版话剧《长恨歌》于深圳首演时，王安忆曾说过一段话，她说，“一个女人去承受悲剧的话是需要能量的。没有能量的话，她不敢投入这样的命运里去。”很多女性的一生可以说是不幸的，她们的不幸来自于她们并不掌握社会权力和家庭权力，可她们依然具有能量，承受风险、危险、孤独。没有能量的话，女性无法保护生命平安的降生。女性身上还具有担起人间悲剧的生活能量，以心以血承载生命的过程本身，就伴随着迎向或化解复杂的人际冲突的考验。生命的本质也是一种能量，甚至是能量与能量的较量，为此建构的抒情也让人感到惊叹，文学显然为此贡献过不小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用科技、用金钱创造或购买一个生育的容器，并不会附带赠送母子连心、共同抵御人间苦难的爱和勇气。但围绕“人造子宫”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量，它对于传统道德伦理问题的调节效用是什么，甚至“人造子宫”的主体究竟归属于哪一方，都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叙事空间。 三、“文学的历史变局” “文学的历史变局”，这个标题来自于倪阳评论人工智能微软小冰于2017年5月正式出版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工智能诗集[5]。文中谈及，“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最大变局就是将文学创作主体进行了扩充，将作者由过去单一主体的人，扩充为‘人’和‘人工智能’双主体。”也就是说，新技术时代给文学造成的心灵恐怖，还不只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已被机器和互联网大举侵犯、甚至规训着年轻人的时代表情，不只是女性地位可能被“虚拟身体”所威胁。机器正在、或欲求成为文学的主体，而且它已经开始写诗了。这显然是一种带着深切焦虑的展望，尽管具体谈论这种焦虑明显为时尚早。 文学的主体是人，文学的内容是取径人的日常经验并从中找到真正的神性。机器显然不会带领我们开拓神性的边界，但它是一种强势媒介，会照亮人性的冲突，世情的复杂。因为新旧环境的冲突总是混乱的、虚无的，机器不单纯只是为我们营建更好的生活而服务，它会干扰我们，暴露我们，并创造新的心灵压抑。 严格意义上来说，“虚拟身体”无论是独立器官，还是延续生命的“管子”（媒介），它的文化意涵都可以倒推至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 The Extensions of Man），麦克卢汉认为，媒体就是一种技术“假肢”，正在对人类产生影响。他指出，人类在反抗环境中的产生压力的时候，通常是通过收缩自己活动的方式，从世界麻木的撤退。在当下、在未来，显然机器承担了人类“自我截断”的一部分责任[6]。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电子技术时代中，在人的身体之外延伸出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模式，文学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打捞什么、挽救什么。我们如何感受他人的延伸或自我截除，这与人的命运叙事，又将如何相互作用。 这是我近期并无结论的思考，我的近期创作也基于这些思考而成，尽管很不成熟。我的判断标准是，作家看见、并选择怎样的物质材料进入到虚构的文学世界中，取决于他到底看见了什么。“看见”不会是一种恩赐，“看见”形构了不同作家对于文学本质及边界的认知，“看见”本身需要调度一些工具、一些知识。如果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变局不够敏感，我们对于文学生活的觉知也不会敏锐。而机器或已成为建构世情故事的一种媒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