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提供了重新审视“采诗观风”制度的新材料，提示这一制度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对民歌的采集和整理，是官方音乐机构的常规工作，尽管具体程式未必与汉代人描述的完全一样。所“采”所“观”，首要的是乐曲，其次才是歌词。乐曲要经过加工，以符合雅乐规范和礼仪，但加工改造在原曲基础上进行，故而音乐的地方风格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经过贵族的简择和修改，歌词“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寓意也更加凸显，并在后来的儒家思想发展中得到强化。 关 键 词：采诗观风/《孔子诗论》/《采风曲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楚简诗类文献与诗经学要论丛考”(16FZS047)。 作者简介：胡宁(1978- )，男，安徽舒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先秦史。 “采诗观风”是传统诗经学的重要问题，古来关于《诗经》的论著，多涉及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的说法，有着长期的争议。时至今日，“采诗观风”依然是诗经学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不仅没有“降温”，甚且向纵深发展，学者之间的分歧之大，较之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缘由，实因这一制度的存在与否，与“《诗经》中有无民歌”，或者说“《诗经》中有没有来源于民间的诗”密切相关，与“诗三百入乐”问题也有紧密的联系。近十余年来出土简牍材料，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辨析“采诗观风”提供了支持。 一、关于“采诗观风”制度的历史争论 周代有“采诗观风”的制度，传世文献中所能见到最早的相关材料是汉代人所作。《礼记·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郑玄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孙希旦《集解》：“愚谓大师掌教六诗，命诸侯大师之官各陈其所采国中之风谣。”[1]依此说，“采诗”是诸侯国乐官所为，“观风”则是天子巡守时，通过各国乐官采集的诗歌观各国的民风，天子在巡守的过程中，将各国之诗用作了解该国民情和政教状况的重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则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2]1708依此，则采诗似专有其官。关于采诗的政治功能，首先说“观风俗”，与《王制》所言“观民风”一致，并进一步说“观民风”的目的是知政教之得失并加以改进。具体怎样采诗，《王制》和《艺文志》并没有说。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十五年》曰：“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3]2287这是一个多人负责、逐级汇总的制度。而《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则具体负责采诗的是行人，①与前引各条所言皆不同。文中的“大师”是王朝乐官，“比其音律”而奏之歌之，王者就可以高居庙堂而知天下民情，与《王制》所言天子巡守而观民风不同。 因为关于“采诗观风”的相关材料是汉代人言周代事，且有相互矛盾之处，终不能使人无疑，我们很难相信汉代人所言的这些制度确曾施行于周代，却明显可以从中看到汉代乐府制度的影子。但是，“采诗观风”说的实质是对民歌进入周代雅乐体系的制度说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风诗多有民歌，即便汉代人所言的具体程序不可信，周代也应存在某种采集民歌的制度。有一些学者不仅否定汉代人的记述，而且否定“采诗”本身，清代学者崔述在《读风偶识》中专列一条，言采诗不可信，最为系统详明： 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后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曰：孔子之所删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诸侯贤者必多，其民岂无称功颂德之词，何为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岂尚不如郑、卫，而反删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后之诗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言出于后人臆度无疑也。[4] 主要从时代、地域分布、《左传》无载三方面着眼，可以说是疑之有据、言之成理。但以此否定采诗，尚嫌不足。就时代来说，《诗经》中风诗的时代最不容易判断，很多诗篇本身并没有提供足以判断其时代的信息。就地域分布来说，《国风》所涉地域西及秦，东至齐，不可谓不广；虽无“鲁风”，《诗经》中有《鲁颂》；郇伯虽有功，郇国衰落、灭亡甚早。至于说《左传》无载，若依《礼记·王制》所言，“采诗”是诸侯国乐官的常规工作，各种官守的常规工作甚多，史官焉能一一都记录下来? 关于采诗制度的讨论，基点是风诗中有不少民歌。这一点原本并不是问题，古代学者多这样认为，近现代学者也多这样认为。朱熹《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5]2又诠释“国风”之义曰：“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5]1清代学者方玉润《诗经原始》也说：“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6]这样的看法在古代是很具代表性。近现代的很多学者则往往出于对民间文学的重视或对优秀诗歌“人民性”的强调而延续此论。胡适说：“我们的韵文史上，一切新的花样都是从民间来的。“三百篇”中的《国风》、二《南》和《小雅》中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来的歌唱。”[7]法国学者格拉涅也这样描述《国风》中的大部分恋爱诗：“在古代农民社会的季节祭时，青年男女竞相喧哗、交互合唱时所作的。”[8]直到近年，仍有学者将《国风》中的诗歌视为“各地的民间歌谣”，认为它们“体现了地方艺术风格和当地人民的爱憎。”[9] 较早怀疑乃至否定《国风》诗歌来自民间的是朱东润先生。20世纪40年代他就写了《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后来持此主张者所论基本上没有超出朱先生此文的框架，这里择其主要观点及论证详引如下： 《诗》三百五篇以前及其同时之著作，凡见于钟鼎简册者，皆王侯士大夫之作品，何以民间之作，止见于此而不见于彼?此其可疑者一也。 即以《关雎》、《葛覃》论之，谓《关雎》为言男女之事者是矣，然君子、淑女，何尝为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何尝为民间之乐器?在今日文化日进、器用日备之时代，此种情态且不可期之于胼手胝足之民间，何况在三千年以前生事方绌之时代。谓《葛覃》为归宁之作者，此则出自本文，尤无可疑，然《葛覃》云：“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民间何从得此师氏，随在夫家，出嫁之女，犹必事事秉命而行?此其可疑者二也。 文化之抽绎，苟以某一时代之偶然现象论之，纵不免有后不如前之叹，然果自大体立论，则以人类智识之牖启，日甚一日，后代之文化较高于前代，殆无疑议，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间，能为此百六十篇之《国风》，使后世之人惊为文学上伟大之创作，而三千年后之民间，犹辗转于《五更调》《四季相思》之窠臼，肯首吟叹而不能自拔?此其可疑者三也。 今日论诗，果以汉人诗说为本，则考之鲁、齐、韩、毛之说，凡《国风》百六十篇之中，其作家可考而得其主名者，其人莫不属于统治阶级，其诗非民间之诗也。[10]3-16 朱先生又列举了《国风》中“由名物章句而确知其为统治阶级之诗者”80篇，分为“由自称之地位境遇而可知者”、“由其自称之服御仆从而可知者”、“由其关系人之地位而可知者”、“由其关系人之服御而可知者”、“由其所歌咏之人之地位境遇而可知者”、“由其所歌咏之人之服御仆从而可知者”六类。[10]16-33 《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着眼于时代背景、文学发展规律和具体诗篇的作者、内容，作了深入剖析。尤其是用诗篇本身所涉及的称呼、器物、交游等细节作为证据，很有说服力。说通常后代的文化要超过前代，若就文学艺术而言，反证很多；四家诗言诗作者和诗本事，也多有附会。但诗篇词句中的种种证据，则是不容忽视的。新时期以来赞同风诗不出于民间的学者多在这方面作进一步阐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扬之水先生，她在《诗经别裁》一书的序言中说： 至于庶人的生活状况，其水平之低下，条件之恶劣，由现代考古发掘中所见，可以知道得很真切。《风》曰堂曰室，曰著曰闼，庶人无与焉。而代表了当时物质生活最高水平的锦帛、玉器、青铜器，更不属于劳力者所有。所谓“礼不下庶人”，或者原因之一即在庶人本不具备履行礼仪的最起码的财力。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又怎么可能有创造精神生活的余裕呢。《风》曰锦衣曰狐裘、曰兕觥曰佩玉、曰车曰马，《召南·采蘩》说到“公侯之宫”、“公侯之事”，《采蘋》说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邶风·泉水》有“出宿”“引饯”之礼，《卫风·木瓜》有琼琚、琼瑶之类的酬答，固然都不是庶人的生活，而《卫风·考槃》、《陈风·衡门》、《曹风·蜉蝣》……《风》诗中的大部，情感意志与精神境界，月旦人物与观察生活的眼光，又何尝属于庶人与奴隶。[11] 物质生活方面的衣食住行所用，精神生活上的识见境界所达，确实多为贵族才有、才能，而物质条件简陋、没有机会参与礼乐活动且没有受教育权的庶人所没有、不能的。这样看来，《国风》中有贵族“气息”的诗篇很多而可以认定为民歌的难觅。 针对扬之水先生所言，萧兵先生以新的思路提出了反对意见，从“民歌最爱夸饰”的普遍现象出发审视风诗中的“贵族因素”，认为诗中那些“非贵族莫办”的东西完全可能是夸张、吹牛，“农夫可能仿效贵族把野牛角叫兕觥，‘编诗’者更可能用雅训而高贵的称谓来‘替换’它，美化它，夸饰它。”“一小节‘玉石’，也能‘吹’成‘琼瑶’。而且，敲敲瓦罐，弹弹‘口弦’，很可能被‘删诗者’修饰为‘钟鼓’‘琴瑟’之音。”[12]这种观点也不无道理，夸张本就是民歌常见的手法，乐师加工整理也完全有可能改换字词。但是，这些很难得到证明，而且许多风诗不仅仅有贵族才能有的器物，还有应属贵族的格调，况且那些可以认定作者身份(不一定确知某人)的风诗皆为贵族所作无疑。近百年前，郭沫若先生抱着复活“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的目的，将《诗经》中的“情歌”译为白话诗，计数不过40首而已，仅风诗总数的四分之一。②而这些诗即便都视为情歌，也并无证据指实它们所咏的是平民而非贵族的恋情，倒是有一些诗篇，就“君子”这样的称呼和古来公认的诗本事而言，当属贵族所作。 因此，从诗辞本身来看，我们不能认为风诗是民歌或言大多数风诗是民歌。既然如此，“采诗观风”制度在周代的存在也就得不到《诗》文本的支持。那么是不是周代根本没有采诗这回事呢?是不是诗三百与民间、民歌毫无关系而纯粹是贵族的作品呢?楚简文献给我们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和启示。如前所述，传世文献中关于“采诗观风”的材料皆为汉代人所作。因为材料的晚出，学者有理由怀疑这种制度的真实存在。但这一局面随着两种楚简诗类文献的公布而发生了变化，一种是《孔子诗论》，另一种是《采风曲目》。前者作为真实反映孔门诗教的文献，其中论《邦风》之言关涉风诗的来源；后者则是目今所见与“采诗观风”制度直接相关的唯一先秦文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