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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德格尔哲学批判 尽管海德格尔对于马尔库塞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然而由于海德格尔理论的天然缺陷，以及他后来同纳粹的亲密关系，加上马尔库塞本人早已具备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背景以及在纳粹统治下不得不逃亡国外的现实处境，他最终在1932年离开了海德格尔。笔者认为，就学术而言，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海德格尔虚假的具体主义 与许多海德格尔主义者不同，马尔库塞早就对马克思很感兴趣，并作过一些研究，还专门给社会民主杂志写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20年代后期，马尔库塞曾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结合进他的“具体哲学”之中，从而强调积极的行动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在《海德格尔的政治》一文中，马尔库塞谈道：“首先，像其他人一样，我相信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结合的可能，准确地说因为他们都坚持对于实际的生存方式和存在着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世界作具体的分析。然而不久我意识到海德格尔的具体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是骗人的虚假的具体性，就像是当时统治德国大学的相当枯燥的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唯心主义，还有实证主义哲学一样，实际上他的哲学不仅是抽象的远离现实的，甚至说是躲避现实的。”[29]不难看出，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的看重源于海德格尔对人的生活和存在的关注，而他对海德格尔的最终失望也主要源于海德格尔实际上对现实存在的人的生活的疏离。马尔库塞对于“生存方式”和“存在着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世界”的具体性的关注显然不是海德格尔所探讨的抽象的“此在”所能解决的，人的存在必须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之上。 马尔库塞认为，威胁着人的当下的状况需要的是反思，而海德格尔关心的是存在的总体的方法和对于“什么是真实的存在和它是如何可能的”一种追问，阐释的是真实的可能性的本体论条件，这对于现实中的人是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1948年马尔库塞在《论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文中，在谈及人的存在时，曾写道：“只有在它不再以‘自由主体’的术语来描述它的对象时，而是以这个对象在现实中的实际情形，即在物化世界中作为一件‘物’的情形去描述这个对象时，它才能够接近它的对象：具体的人的存在。……人的自由的实现并不表现在‘我思之存在’，即‘自为’中，而是在‘广延存在’，即作为物的身体中。”[30]因此，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对于“非本真”的本体论分析，而去关注现实条件下人的具体处境以及是什么阻碍着人的真实存在，才能真正寻找到人的解放之路。凯尔纳认为：“对马尔库塞而言，海德格尔的问题就在于抽象的本体论分析不能提供任何具体的对于现在条件下的行动的指导。海德格尔的沉沦和非本真的主张是总体性的，对于所有的历史条件都是有效的，然而今天问题的特殊情况在原则上却是排除在海德格尔的本体分析之外的。”[31]对于现实条件下的人的关注，是马尔库塞具体哲学的根本旨趣所在。“哲学存在主义的意义在于反对理性唯心主义的抽象性的‘逻辑’主体，恢复历史主体的全部具体性，也就是消除从笛卡尔到胡塞尔一直不可动摇的‘我思’的统治。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前所持的立场，是哲学向这个方向的最大的进步。然后又出现了反向运动，哲学不无理由地避免对自己所论述的主体的历史境况和物质事实作更为仔细的考察。在这一点上，具体性停止了，哲学满足于谈论民族与‘命运的联系’，谈论每一个个人必须接收的‘遗产’，谈论‘世代’共同体，而事实的其他方面也被放到这样一些范畴下进行论述。……这样它就否认了理解历史境遇的事实以及理解它们之间诸特点的任何可能性。”［德］马尔库塞《总体主义国家观中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见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第299—300页。存在主义最初是以其具体性而出现的，然而在其自身的逻辑序列中，它最终却又走向了它的反面。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的分歧在此处表现得最为清晰。 （二） 海德格尔虚假的激进主义 由于海德格尔把人的“沉沦”和“非本真性”存在置于总体的本体的意味之上，这样他对根本的社会行动的可能性就持有一种悲观的态度，把社会革命当成是一种统治和异化的新形式，这样，社会的发展就是以新的异化、新的非本真存在代替旧的非本真存在的过程，于是他就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个体的自我改变上。马尔库塞对此显然是反对的，他认为：“海德格尔把决定性的措施交付于与世隔离的个体而不是使人勇往直前的果断的行动的企图是必须拒绝的。这一行动不仅是对于过去经验的‘修正’；而且是对于所有公共生活形式的重构。”[32] 马尔库塞认为，“根本性活动”必然改变人自身和身外的生存条件，而海德格尔的真实的个体关心的却只有他或她自己的本真性而不包括社会的改变。这样，海德格尔对于“非本真”的批评、对于一种决断和自我改造的呼唤、对于哲学传统的毁灭性的工作，虽然有时听起来是非常根本的，实际上却是真正保守的。这样的结果就使德国学生虽然可以追随着海德格尔的学说，但面临社会力量的统治时却仍然不知所措。对此，凯尔纳评论道：“这种伪激进主义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将导致社会生活中现实问题的压抑和对于社会政治参与的拒绝。”[33]海德格尔理论所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是明显的。一个人可以假定自己是生存于一种“本真”状态之中，但这种“本真性”究竟凭借的是什么却不得而知，海德格尔对此也没有提供答案。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拒绝任何有限的社会、道德和政治价值，而陷入尼采所警告的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命运之中。果然，这种虚无主义到了法西斯之手，海德格尔也与法西斯同流合污了，海德格尔的哲学自行破产。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对一个异化和分裂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厌恶，使海德格尔构想出一个人与大地、世界和谐相处的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对对立性的排斥，使它具有一种无为的接受性和消极性，是一个禁欲主义的乌托邦，而这无助于人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存在中消除异化和分裂，因而，从政治的含义上，具有一种肯定既定社会存在的保守倾向。”[34] （三） 海德格尔历史唯物主义的缺失 马尔库塞一直企图将海德格尔的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结合起来，马尔库塞曾提到，对他的这一想法，海德格尔从没有任何反应。1928年，马尔库塞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这是试图综合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一篇文章，也是马尔库塞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1929年他又发表了《论具体哲学》一文。从这两篇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尔库塞虽然师从于海德格尔，但他实际上已经在做着对海德格尔理论的修正工作，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读解海德格尔的“存在”理论。 凯尔纳认为，虽然海德格尔的个人主义和本体性理论对马尔库塞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从一开始，马尔库塞就试图把海德格尔的“本真性”、“历史性”和他自己的社会理论置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尔库塞认为，个人的世界不是由任何抽象的世界关系所组成，而是由特定的物质构成的社会-历史的世界所组成。同样,个人也不是总体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活着的、饥饿的生命物，生存于一种由特定的社会所组成的历史环境之中，有着一定的生产模式。社会的生产模式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展示着人存在的需要……“我们称做历史唯物主义的状况，是最终的决定人的存在的因素……”[35]马尔库塞还依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36]，指出唯物主义的状况就是指人的和社会的需要，这关系着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阶级统治和意识形态体系等所有这些组成人的生活世界的因素。他还用马克思的这一基本理论来解释海德格尔的重要范畴“操心”（care），认为“操心”是人的决定性特性，一个人的基本的“操心”就是寻找他的物质需要的操心，这一满足体现于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这样就给海德格尔的“操心”理论找到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基础。[37] 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不满于海德格尔的抽象性，他要使海德格尔的抽象性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为揭示人的现实的生存服务。胡塞尔所创立的现象学方法对待自然的“存在的悬置”、对待历史的“历史的悬置”，不允许我们从所有的方面和所有的关联和媒介中去把握事物，而只从事物的“历史性”背景中通过一系列抽象的“还原”来构想事物的存在，忽略了事物中具体的社会物质构成。虽然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相比，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把现象学研究置于工作世界、社会世界与日常的生活之中，但是他的本体论的分析方法与现实生活的物质状况和历史构成是脱节的。因此，在他的现象学中真正的历史之维还是缺失的。凯尔纳认为，正是“在现象学中这种历史、社会和社会改变的唯物主义理论的缺乏使马尔库塞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提供了在现象学中丢失的‘具体哲学’的决定性方面”[38]。 马丁·杰伊曾经指出：“《存在与时间》的社会环境太抽象了，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概念也实在太一般了，不能解释人类活动的真实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则以激进行动来回答海德格尔关于本真存在的可能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处境’，是其自我显示、自我创造的关键。”[39]因此，马尔库塞在马克思思想的启发下力图在新的视角下审视人的自下而上的“本真”状态，也就是说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考察中，加入马克思的社会和阶级因素，使得对人的探讨不再陷入纯哲学的抽象之中，就是十分自然的了。1932年马尔库塞发表的《黑格尔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一文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加进了更多马克思理论元素的论文被学界认为是马尔库塞对于海德格尔的一种背叛，海德格尔甚至从未读过马尔库塞提交的这篇论文，哈贝马斯认为海德格尔实际上是拒绝了这篇论文。[40]国内也有学者认为“《黑格尔存在论和历史性理论》（即《黑格尔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引者注）不是一部独立的作品，而是对《存在与时间》的一种内部阅读，一种解构式的阅读……”[41] 1932年，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年份，这一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使已经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新成员的马尔库塞兴奋异常，他随即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这一评论《手稿》的著名文章，并称《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手稿》的发表“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42]。马尔库塞发现的这个“新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对“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3]的关注，马尔库塞论道：“我们所论述的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44]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经济学和革命实践并不是割裂开来的东西，如果说，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废除了哲学，那么现在是该拯救哲学的时候了，就这样，马尔库塞终于从马克思的原著中找到了他多年来一直寻求的东西，与马克思再次结缘也最终宣告了他同海德格尔学术缘分的结束。关于马尔库塞与马克思的学术承传，那是需要另文研究的，这里不再赘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