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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让哲学关注人的生存”是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结缘的根本原因，海德格尔对于人的“非本真”状态的分析，对于人类社会中人的“异化”的阐述都深深吸引着马尔库塞。马尔库塞在海德格尔那里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走向新的“具体”的科学之路，他的“具体哲学”的提出即得益于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论滋养，马尔库塞一生的学术追求似乎都有着挥之不去的海德格尔情结。然而，由于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加上早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马尔库塞一直试图对于海德格尔的理论进行修正。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使马尔库塞最终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真正心仪的哲学追求，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的学术缘分也就此结束。 关键词：马尔库塞 海德格尔 具体哲学 海德格尔哲学批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发生的革命行动给马尔库塞带来了较早的对于革命、自由和解放的思考，他自己也以满腔的热情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参加到战斗中去。然而，到1919年1月，当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暗杀，革命惨遭失败之后，他也最早地看到了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缺陷。于是在这一阶段，他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战争期间，马尔库塞已经读到过关于一些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试图借此弄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的动力和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他一直无力弄清的左派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他并没有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答案。就这样，在失望和痛苦中，他离开柏林来到弗莱堡，进入大学，开始了他早就感兴趣的文学研究，并于1922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德国艺术家小说》。之后，他又离开弗莱堡做了多年的书刊发行和出版工作。1927年，当《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后，他就读到了它。海德格尔的哲学、研究方法以及海德格尔令人振奋的性格，深深吸引了他。于是，1928年他重返弗莱堡，开始向海德格尔学习哲学，直到1932年希特勒上台的前几天离开德国。 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马尔库塞说道：“我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现了我们曾经在胡塞尔那里发现的东西：一种新的开端，一种新的愿望，以便把哲学置于真正具体的基础——让哲学关注人的生存、人的条件，而不是那些纯属抽象的观念和原则。”[1]的确，正是得益于海德格尔哲学的这种训练，马尔库塞后来的美学思想才在20世纪显现出它独特的魅力。“让哲学关注人的生存”成为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追求，一直影响着之后他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向，难怪有论者认为，“海德格尔的‘操心’范畴，是马尔库塞思想贯穿始终的核心课题。”[2]然而，马尔库塞虽然从海德格尔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但他并未囿于海德格尔的理论樊篱，而是在遵循海德格尔基本方法的前提下，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当然也正是这样，他与海德格尔的学术缘分有了更多不和谐的音符，以致最终分道扬镳。 一、 “非本真”状态与“根本性活动” 在《德国艺术家小说》中，马尔库塞在区分小说与叙事诗时曾指出：小说培养的是个体对于一个更高更真实的存在方式的向往和奋斗[3]。“真实”这一词的出现预示着马尔库塞后来对于海德格尔“本真性”（authenticity）这一概念可能的心领神会。 马尔库塞声言《存在与时间》对于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本书中它向我们展现了在哲学史中所达到的一个新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资产阶级哲学从内部消解了自己，创立了一个清晰的走向新的‘具体’的科学路。”[4]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对于“本真性”的追寻导致一种“根本性活动”（the radical act）——人对于自己和环境的改变的活动，而海德格尔对于“非本真性”的分析，通过暗示社会怎样来统治个体的问题，揭示了对于激进行动的阻碍因素，这一点将引导他后来对于弗洛伊德的兴趣与研究。马尔库塞相信海德格尔的哲学起点“在世之在”（being-in-the-world）克服了流行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主客观的二分法，同时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概念说明了一个历史运动的过程，克服了永无止境的对于现实本质的唯心和唯物的争论。与胡塞尔不同，海德格尔似乎已经把现象学的方法具体化了，并发展了关于人的每天存在的现象学。这种新的具体和历史的方法提供了进入具体的社会和人类事物的切入点，这些是海德格尔学说的魅力，也正是其对马尔库塞的诱惑之处。 海德格尔解决“非本真”的异化的存在方法就是他的个体真正的筹谋计划，即要求用一种根本性的行为来实现个体的自我改造。他认为在一个“非本真”的状况下，人还有向往“本真”的能力。他认为每一天的焦虑、死亡的面临、罪恶和对于良心的呼唤可以把个体带到对每天世界的拒绝和对于本真的选择的准备之中。[5]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从“非本真”到“本真”的转变需要的是决断（resoluteness）。而这一决断的动力不是源于人类社会的什么传统，而是源于人的遗传的潜能。海德格尔所说的“遗传”是指个体向往“本真”的所有过去的能力，而“传统”则是指对于这些能力的解释。非常明显，海德格尔是以遗传为根来对抗传统的，他寻求到的是“源”，是人在本能层次上对于一种“本真”状态的追求的能力。虽然海德格尔这里的“源”并不指的是人的形而下的生物本能，但他毕竟找到了一个可以和传统对抗的东西，为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开启了一种思路。以遗传为根来对抗传统，应该说对于后来马尔库塞以“爱欲”与“新感性”为其现世救赎的重要手段直接相关，只是海德格尔的玄虚促使马尔库塞在弗洛伊德那里找到了更为具体的着落点。 马尔库塞从海德格尔那儿发现了对于社会的批评性分析以及一种克服“无法容忍的生存条件”的“根本性活动”。这样，他就通过综合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创造出了一种被萨特称为“革命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revolution）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既然发展只能通过他自己的行为，未来就将是一种不断的对于当下状况的否定。……因为必要的存在从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成为一种堕落，所有的存在形式都变为非本真的，那么使本真的存在成为可能的历史的行动就必然是革命的行动。”[6]马尔库塞对于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综合几乎是天衣无缝的，这一观念还直接影响了马尔库塞后来对于艺术、美同生活现实以及与人类未来和解放关系的基本看法。“根本性活动”这一概念是存在主义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占据着中心位置。马尔库塞引用马克思名言“激进就是抓住事物之根。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来阐释这一点。这样马尔库塞就既脱出了海德格尔“存在”的抽象性，又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很好地运用到了自己的理论之中。 马尔库塞认为：“根本性活动要依据行为人及其所行动的环境的本质的需要，通过行为的发生，而指向对于某些绝对非容忍的事物的改变，并把自己的需要置于其中，即废除非容忍的东西。”[8] 这里所谈的“需要”（有时用“历史性需要”）是指在一个主客辩证的意义上来理解的需要，而不是仅仅指客观的历史理论。通俗地讲，就是说历史需要与人的需要成为一个相互成全的关系：这种激进行为的需要是由内在的需要来决定的，这种行为的需要又根植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中。显然，马尔库塞在这里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观念，而是企图用“根本性活动”这一概念来综合个人斗争和阶级斗争，把海德格尔的“决断”和“本真性”概念，同马克思的革命观念在“根本性活动”上统一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