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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德格尔的“异化”观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存社会中所有个体都落入到了公众和他人的主宰之中，屈从于规范的行为模式，落入到一种非本真的存在之中，失去了他的个体性和主动性，而无法发展他的创造力、意志和责任等。海德格尔的这一分析加深了马尔库塞先前通过研究马克思而得到的印象，即既有社会总体上是腐败的，同时也解释了马尔库塞对革命意识在既有条件下得不到更好发展的疑虑。这是马克思著作中没有说清楚的东西，通过消化海德格尔的“非本真”“沉沦”、“被抛”等概念，马尔库塞看到了人在现实生存中的“异化”现象。 提到“异化”，我们不能不提到卢卡奇对马尔库塞的影响，这与海德格尔对于异化的分析也是相关联的。罗尔夫·维尔施豪斯（Rolf Wiershaus）曾强调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之源是海德格尔和卢卡奇，他说：“两个对马尔库塞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乔治·卢卡奇和马丁·海德格尔，他们在20年代作为异化、物化和非本真的哲学家而获得声望。”[9]虽然马尔库塞自己的异化理论也有着一个黑格尔-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来源，但在他看到马克思《手稿》之前，对于异化的理解显然主要就是卢卡奇和海德格尔的，卢卡奇和海德格尔都谈到了人被物化（reified）为物（thing）的趋势。其实卢卡奇与海德格尔的异化观是不一样的。首先，海德格尔喜欢用“非本真”、“沉沦”和“常人”（das man）来界定异化，而卢卡奇则用“物化”这一概念。其次，重要的还在于海德格尔将物化和异化作为所有社会中人的存在的一种本体构成，而卢卡奇则将它们看做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可以通过历史实践消除的。因此，卢卡奇对于人的异化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而海德格尔则显然是悲观的。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后来更倾向于卢卡奇，只是早期在论及异化的时候，仍处于海德格尔的观点之中。但不管怎么说，二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马尔库塞解决了对于德国革命的失望和先前在马克思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在接触马克思《手稿》之前，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一个革命的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为资产阶级社会提供革命的原则”[10]。虽然他像卢卡奇、柯尔施等一样抵制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科学社会主义”[11]，但他更多地看到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实践性和行动性特征。不过马尔库塞对于革命有着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实践一定要是立足于“人的本质”的实现，而这一本质的实现又必须实际上是可能的，比如在革命的情况下是可能的。立足于人的本质实现的可能之上，这是理解马尔库塞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为他对于革命和解放的一贯的主张和看法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他只关注存在着的人的自由和解放，并在其可能实现的层面上来探讨它，而从不撇开这一点去谈论玄虚深奥的学问，也从不撇开这一点去构建人类遥不可及的天堂。他认为，如果说对于具体的历史条件的观察显示的是人的力量和潜能的自由发展在社会上是不可能的，那么“他自己的行为就作为一种异化的力量而成为他自身的对立面”[12]。换句话说，如果你只会在那里异想天开、不切实际地幻想，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异化。由此可见，马尔库塞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解在这一阶段已经相当成熟，“人的力量和潜能”这层含义虽然在具体的理论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内容，但其大致的判断是一致的，人的解放实际上也就是人的“力量”和“潜能”的自由实现。无论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对极权国家主义的批判，或者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尔库塞都是将其同情的眼光投置到人的这一向度之上的。因此在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主义的综合中，马尔库塞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今后的学术兴趣和方向。正如大卫·赫尔德所说：“在马尔库塞看来，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考察这一‘让物显示自身’的过程，使‘传统语境中关于超验、现实以及世界的可知性这些问题变成了虚假的问题’，因为人的存在总是‘在世之在’。”[13]然而，对“在世的存在”关注不够，正是海德格尔存在的问题。大卫·赫尔德接着写道：“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兴趣也就止于此了，因为海德格尔的整个方法缺乏具体性，缺乏对历史性的物质构成的理解，也就是说，没有界定具体存在得以存在以及这一存在及其所处的世界关系的总体得以根植的那些具体历史条件。”[14] 马尔库塞进一步指出，被异化的力量所统治，那么个体就“被剥夺了真正的生活内容”（诸如自由、个体性、快乐等），而被简化为一种“抽象的个体”形式。这描绘出了在经济和意识形态形式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一种非人道存在的现实”（马克思语）。[15]以人为出发点，而不是以任何别的什么为出发点，这里再次体现了马尔库塞对于人的生命个体的真切关注，表达了他对于造成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控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马尔库塞终生的事业，但他并不是为批资本主义而批资本主义，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批判为“人的完整”发展和自由解放扫清障碍。马尔库塞后来离开海德格尔，极其热心地投入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之中，投入到对于权威家庭以及纳粹问题的研究之中，甚至在1964年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都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