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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传统中国并不存在“意识形态”这样的现代词汇，但却有一个与之相近的词语“政教”。政，不仅是指行政，还包括调整思想、规范行为等内容；教，不仅是指教育，还包括向社会全员灌输关于社会秩序的善恶标准。在宋代，担任政教任务的指导思想是儒学。不过，儒学早已内化为传统，在当时呈现为一个伸缩性很强的、流派纷呈的庞大体系。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政治形态，其侧重点和倾向性又有所不同。 [2]宋廷不仅在绍圣元年（1094）全面恢复了专以经义取士的熙宁新制，绍圣时期还不断颁布新学著作来强化新学的地位，如王安石的《字说》，王雱的《论语解》、《孟子注》等均由国子监雕版印行。 [3] 比如新学人物多有注《老子》者，徽宗皆弃而不用，亲撰注解，作为官学颁行。其实道家著述多有颁行，但是新学人物的相关著作甚少入选，比较典型的如王雱的《南华真经新传》、吕惠卿的《庄子义》等。 [4] 李心传：《道命录》知不足斋本，第42页。 [5] 李心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847页。 [6] 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2册《东坡书传》卷十六，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195页。在该书这则传后附录有林之奇的《全解》的解释：“此盖指王氏以为言，如以忍为义，此申、韩之言，岂六经之训哉”。指出王安石在此的曲解，实在是在申说离申不害、韩非等法家的思想。 [7] 程元敏整理：《三经新义辑考汇评—尚书》，台北：国立编译馆，1986年，第212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9册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壬午”条，这段话发挥的是《韩非子·二柄》、《扬权》中的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619-11620页。 [9] 清代赵翼指出：“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 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之道学诸儒, 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85页。 [10] 正如朱熹指出的：“若夫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今谓安石之学, 独有得于刑名度数，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于此既有不足，则于彼也亦将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为妙道，而谓礼法事变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朱子全书》第23册《晦庵朱文公文集》四，《读两陈谏议书》，上海古籍出版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82页） [11] [清]毕沅编集：《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781页 [12]《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550页。 [13]本文所引辞赋均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并参校曾枣庄主编：（《宋代辞赋全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为行文方便，不一一胪列出处。 [14]周密：《齐东野语》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8页。 [15]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16] 《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之卷19866，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 637-643页。 [17] 胡铨的议论继承了北宋以来儒家士大夫对待祥瑞的一贯态度，而且也在当时人那里得到回应：“绍兴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刘光世以枯秸生穗为瑞奏之，上曰：‘岁丰人不乏食，朝得贤辅佐，军中有十万铁骑，乃可为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潜邸时，梁间有芝草，府官皆欲上闻，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奇怪事。’辅臣叹服。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际，相与至密，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则有灾异以为之谴告；然则政教之修明，中和之浃洽，亦岂无符瑞以示其嘉祥乎！然而古人于灾异则深警惧之，符瑞则重黜绝之,何哉?知其有灾异则戒，信其为符瑞则怠，人之常情也.去其怠而谨其戒，则所益不知其几何，不然则徒以自慢，而巳奚益哉。此《春秋》所以记异不记瑞，而柳宗元《正符》所以谓不于其天于其人也。”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5-628页) [18]《全宋文》第128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页。第230页。 [19] [20] 赋中有“堂堂元老，天子之师。弥纶其缺，辅相其宜。虎节阴符，张弛随时。斟六韬于帷幄，胜百里之熊罴。端绅笏而不动，安社稷于无期。与长江而表里，夫孰得而雄雌?”这是和议以后对秦桧赞美的统一口径，因此此赋应该创作于绍兴十一年和议达成之后。 [21]贾捐之《弃珠崖议》曰：“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十六，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1页） [22]就当时的情势来看，汤思退的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说：“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事,岂同儿剧?今日议和,正欲使军民少就休息,因得为自治之计,以待中原之变”。（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癸未甲申和战本末”条，中华书局2000，第468页）时人李石在《送丁子近赴陕西宣谕幕序》中也说：“儒者贵仁贱权，率以战伐为愧。一遇以仓猝之变，则曰我以仁义。未效而覆军杀将，以血肉赤子、丘墟城郭者相望，岂仁义之罪哉，不知权故也。”（《全宋文》卷四五六二，第二0五册，第33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