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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辞赋对圣王美政的歌颂 对于歌颂文学来说，对政治的献媚最爽利的手段当然是直接赞美帝王，以及他所推行的“美政”。当然，如果帝王的形象已经与辅佐他的“良弼”融为一体，如蔡京之于徽宗，秦桧之于高宗，对这些权相的歌颂也是必须的。 徽宗时期对圣王美政的直接讴歌如上引李长民的《广汴都赋》，其中描绘的举国狂欢的场面其实就是在图解丰亨豫大的国是，以及襄助此事的蔡京；在一些辞赋中徽宗被描绘成神仙下凡，这也是在歌颂他超过一切帝王的不同凡响之处。就目前文献来看，绍兴和议达成之后，对圣王美政的狂热歌颂就出现了。 对于江南一带飘摇不定的南宋朝廷最大的安慰，莫过于得到大金的和平承诺。在高宗的授意、秦桧的努力下，和平终于得到了。在秉持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世界里，这件事无疑面临着诸多理论上的尴尬和滞塞，御用或者希望被御用的文人，则必须开动才智，给这件事披上华丽的外衣，打扮得尽量体面些，以使传统话语系统可以接纳它。 立足于中央王朝朝贡体系的外交思维，与周边国家以对等或者低一等的关系来缔结和约是不可想象和难以容忍的。绍兴和议，如果高宗们没有非凡的勇气和异乎寻常的决心，恐怕难以达成，就当时的情势看，这是于国于民最为务实的选择，但是，这件事能否受容于传统话语体系，则需要相当的智慧，因为高宗必须对人们有个交代，而且必须交代得有尊严、有体面，不然天下汹汹，朝野横议，会使皇家仅剩的一点颜面扫地而尽。针对此事，文人们的“急智”着实令人佩服，他们提供了摆脱这种尴尬话语窘境的绝佳思路。黄公度的《和戎国之福赋》为此事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思路：“上圣图治，远戎请和。民获安而不扰，国膺福以滋多。俯亲庶俗之情，信行蛮貊；诞保有邦之祜，时戢干戈。”开篇点题干净利落，指出和戎是远人请求，皇恩浩荡，施与了金人和平。这就轻易把屈辱的缔约行为改变成一种符合朝贡思维的施恩行为。这种思维的转化，让人击节叹赏。作者是这样理解和戎的伟大意义的：“尝闻帝王盛时，不无蛮夷猾夏。治失其术，则咸尚诈力；御得其道，则悉归陶冶。”与战争相连的是诈力，只有政治失道才弃仁义而任诈力，才会兵戈连连，民不聊生。这几句，很轻松就把孟子有关仁政的论述附会到和戎的政举之上，意在说明和戎符合圣贤古训，推动和戎的高宗被打扮成了一位仁君。作者沿袭了西汉以来的对蛮夷的看法，认为他们不讲诚信，对蛮夷的方略无非是和与战，当今之策应该恩威并施，不可好战而矜能。而且怀柔远人是圣朝明君的首选，战争是不得已的行为：“所以事彼昆夷，果见周家之盛；会于戎子，因知晋室之兴。彼有汤后征南，宣王伐北，或隆肇造之业，或启中兴之德。虽曰奉天而致讨，岂不蠹财而伤力？必也礼怀远裔，道交邻国。” 战争蠹财伤力，孰若礼怀远裔，道交邻国。和戎岂止是使国家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其意义是相当深远的：“毡裘气暖，行观塞草之长，沙漠气清，坐见边烽之熄。前古既远，后王不思，惟务力制，类非德绥。”古往今来，中央帝国边境上无休止的缠斗从此一去不复返了，高宗的功绩前无古人。边境的宁靖是多少代人的梦想，而今实现了：“侯空号于定远，将徒劳于贰师。闭玉关而谢质者，不闻世祖；罢朱崖而切谏者，无复捐之。”作者通过一连串的典实，暗示了种种史实和言论，汉代的出使域外的班超、没于匈奴的李广利、贾捐之的《弃珠崖议》，等等，意在为和戎之策在历史中寻找依据，而且，被动地规避战争也被置换为主动地选择和平。作者篇末点题，指出和戎是目前国家的最好选择：“殊不知秦帝击胡，必底乱亡之患；武皇征虏，迄成虚耗之危。上方敦宠泽以抚绥，冀狼心之辑睦，务使逊安而远至，蔑有兵穷而武黩。”滥用武力使生灵涂炭，甚至亡国，唯有和戎是圣明之举。这篇精悍的律赋机智地、全面地、创造性地阐述了和戎的伟大意义，使其合乎传统话语体系的价值标准，这是对辞臣们宣上德以尽忠孝的最好诠释。 曾协的《宾对赋》是对黄公度《和戎国之福赋》的进一步发挥，然而近乎谄媚的慷慨陈词由于过度铺陈和肆意渲染，反而放大了黄公度等解释这件事的“急智”，使得其中的牵强附会一览无余。其实，历代的那些勇于献媚的弄臣总是自作聪明地把意识形态巧妙编织的话语弄得一团糟。曾协抛弃了黄公度的那些闪转腾挪的遁词，而是径直宣扬“和”比“战”好，战争是可怕的，灾难性的；和议昭示着和平，幸福。而其背后的诸如屈辱与尊严、正义与不义等等，都被他遮蔽掉了。这篇赋首先述及“古之兴王，必有武事以震叠海内，治金伐石，昭示万代”，然后铺叙战争的恐怖和破坏性：“及其介马而驰之，莫不魂禠魄夺，拳物喘汗，侧匿鼠扶，周章鸟窜，脯尸而食，薪骸以爨。”问题在于这是传统中国政权更替的规律性暴行，与当时来自金人的军事威胁风牛马不相及。如果这篇赋是反思权力出于暴力的可怕与可恶，那应该是一篇相当具有忧患意识和“现代性”的作品，因为近代以来的有识之士一直在为如何走出传统中国的权力更替怪圈而大伤脑筋。不过这篇赋产生的语境告诉我们，这是为和戎之策“开脱”的作品，作者不可能在那个时代讨论朝廷应该和平地交接国家权力的问题。作者指出，对武力的迷恋是不足取的：“壮武威之遐暨，而不知文德之远届；愤敌国之俱立，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就是说，曾协想从“王者无外”的角度来理解和戎，但是这个角度的前提是“有征无战”，就朝廷来说，是没有这种实力和地位的，它没有其他选择，战必败，和或可苟延残喘。接下来，作者从生灵涂炭着眼来反思战争：“厥初生民，浩浩其多，林林而群。虽形万之不同，俱一气之絪缊。”天生烝民，其生命权是均等的，君王驱之于锋刃之端，是不仁不义之举。赋中着力突出战争给苍生带来的苦难：“若夫勒卒万旅，出车千辆，劳徒众于绝域，逞雄心于一饷，缭绕重湖，间关迭嶂，屣弃稚耄，星驰丁壮，风劲路永，天凄野旷，既啜泣以相送，复望辕而凄怆，则或马负金勒，弓间锦韔，怅暴骨之何所，抚游魂而伪葬。天下之人既夕得哺，当寒未纩，辍衣食之所资，足军须于塞上。曾分攘之几时，已持兵而相向。霜积锋刃，星攒铠仗。肉饫野草，血殷川浪。系赤子以为俘，乃矜功而献状。杀不辜其几何，夫焉取乎霸王?”这段文字的立意来自贾捐之的《弃珠崖议》[21]，其中的“伪葬”与贾文中的“虚祭”形成一种关联，都指战殁无尸，亲人只好行伪葬、设虚祭以致哀矜之情。汉武帝的征珠崖，主导权在自己手里，而绍兴和议，是我方乞和，二者有本质的差别，曾协把这段历史与当下附会在一起，无非是为了使眼下的和议体面一些。以义服天下则四海归心，天下大同，这是孟子反复申说的仁政王道思想，曾协如此阐释理解战争与和平，是背面傅粉之法，潜台词就是高宗具有内圣外王的素质，那些大启土宇的帝王如汉武帝、唐太宗等辈，在高宗目前是多么的黯然失色。 和戎的另一个成果是韦后南归，文人们从高宗纯孝的角度来歌颂这件事。当然，对高宗孝道的赞美除了要塑造他内圣的品格外，也是出于当时政治策略的考量。靖康之难以后，元祐党人高举道德保守主义的大旗，对新学和新党大加挞伐。高宗和戎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于这种高调的道德保守主义，他们的主张虽然不识时务，但是踞守着道德的制高点，杀伤力是相当大的。客观地说，由儒家的华夷之辨所衍生的民族文化中心的观念已经积淀成一种民族心理和民族思考习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妥协和和议，过度地张扬民族大义而视务实变通为出卖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利益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22]，民族文化中心观念是道德保守主义的核心。南宋朝廷要在江南立足，就必须与北方的大金媾和；媾和，就必须对付道德保守主义的挑战，尤其是作为在野清议主力的道学党人。道学人士是狂热的主战派，他们绑架民族文化中心观念，以取得在和战之争中的舆论支持，置新学与新党于道义绝境，从而实现对权力的渗透与进驻。面对挑战，高宗必须也从传统观念那里找寻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来与之抗衡。他找到了孝道，这是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保守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在孝道与和戎之间，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关联，徽宗、钦宗以及高宗的生母韦后等，被作为人质扣押在金国，与金人交战，就意味着把这些人质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对高宗来说，这就是不孝，这是为传统道德不能容忍的恶行；只有与金国交好，才能换得亲人的安全。因此，对高宗纯孝的赞美，其实就是对和戎国是的赞美。高宗强调孝道，是以高调的道德主义来回敬主战派的掣肘，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作为和戎之策重大成果之一的韦后南归，被赋予了高宗赞美内圣外王品格的堂皇基调。韦后南归后被安置于慈宁宫，王廉清的《慈宁殿赋》是专门来揭示这件盛举的重大意义的。赋中纵笔铺排韦后南归引发的天下百姓的狂热之情：“乐极者或至于抃跃，感深者争先于驰骛。沈漻晏然兮屏翳收风，叆叇不兴兮丰隆霁怒。双闳敞兮如升，万室昂兮如诉。”这件事的象征含义就在于其背后暗示着和平的永远到来，金人威胁的彻底结束，当时朝野上下都以为和戎之后就万事大吉了。万民狂欢的场景，是在歌颂由高宗开创的新纪元的开始。赋中没有忘记交代秦桧等“良弼”对开启这个伟大时代的襄助之力：“若乃万寿诞日之辰，一人会朝之际。济济峨峨，群臣在位。皆辅皋而弼夔，过房杜兮丙魏。奉玉巵兮琼甓，展采仪兮文陛。皇帝躬蹈事亲之美，以独高于万世。进退礼乐，抑崇下贵。隆帝业兮亿载欢，祝圣人兮千万岁。”衮衮诸公为太后祝寿的场面构成了一幅朝廷印象的图画，高宗和秦桧等朝廷核心，以仁孝得到远人的尊重与慕化，以仁孝取得太平和繁荣，其修为是何等的高尚、英明、睿智、圣明！ 而且，这仁孝也是立国的根本，高宗们的圣举向外怀柔远人、向内感召痴顽，淳风俗、厚人伦：“皇帝躬蹈事亲之美，以独高于万世。进退礼乐，抑崇下贵。隆帝业兮亿载欢，祝圣人兮千万岁。然后敷兹睿化，徧于中下。尊卑模范兮盈里闾，膏泽渗漉兮盛王霸。工在衢，士在朝，而农在野。百度修明，万几闲暇。无有遐遗，睦如姻娅。四海安若覆盂，九有基如太华。”高宗孝道的感召下，不惟化干戈为玉帛，而且境内人人各安其所，法度修明，国家安如磐石。孝道之功可谓大矣。赋的结尾，作者献上了一曲赞美纯孝的颂歌：“苍苍高旻，覆下民兮。与物为春，泽无垠兮。一人孝至，通帝意兮。金石可开，不可移兮。”“光启中兴，祖武绳兮。绍复大运，法尧舜兮。旋泽曲轸，翕然顺兮。孝道克全，鉴上天兮。寿禄万年，其永延兮。圣人孝兮，感人深。责成贤辅兮，隽功克忱。”“财丰俗阜兮，写于熏琴。百姓克爱兮，诸侯克钦。亘万国兮，得其欢心”。作者如此对高宗的孝道津津乐道，不仅在于韦后南归的人伦典范意义，而且在于弘扬孝道本身就是高宗们为和戎之策找寻到的理论武器，更在于当时向内收敛的国家气势必须以高扬人伦的旗帜来重新定位形象、树立自信。 当时负命往北国请还梓宫、太母、天眷曹勋的创作了《迎銮赋》（十篇）是针对描绘迎接太后南归整个事件的十幅图画所作的解说性文字，写得比较简略，这十篇短赋的核心，也是歌颂高宗行孝道，为天下作则。 直接歌颂圣王美政的赋作还有葛立方的《九效》，这组模仿屈原《九歌》的诗篇把颂美的情感表达得曲尽情状，殊为难得。在《慈宁》中他歌颂高宗和秦桧以过人的智慧和魄力达成和议，韦后得以南归，赋中大量的香草美人的描写给高宗们涂抹上一层神仙色彩，如此歌颂当道说明作者谄谀的手段是何等老道。作者的颂美非常周到，在《强弱》中，他称扬高宗和秦桧审时度势以成和戎的功绩：“拯乱兮不如图治，锐进兮不如观势。以弱为强兮以予为取，边庭无犬吠兮息旗与鼓。”《医国》中，他盛赞高宗收兵权的刚毅果敢，在《君臣》中他颂扬秦桧及其同党等“贤人得位”，朝廷“芳菲菲兮满堂”。《自修》、《鸣穷》两篇是作者自赞之辞，说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眼界极高的世外之士。历史上的确出现过招徕隐士以妆点朝廷多士的荒唐君王，也曾有身在丘山而志深轩冕的所谓“山中宰相”，但是像葛立方这样自抬身价以献媚邀宠的斯文败类还是比较少见的。类似的作品还有叶子彊的《迎送神辞》也是一篇模仿《九歌》的作品，其目的也是在赞美当道。 文学发展的历史也是文学作品被不断审视的历史，那些能够反映人类普遍价值追求、唤起人类共通性灵的优秀作品最终融入到民族语言的有机整体中，有些更是被经典化了，成为反映民族心理与民族品格、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而那些在当时颇为行时的向权力献媚邀宠的作品，绝大多数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两宋之际的新学独尊期间，在专制主义感召下，歌颂文学大行其道，诗赋篇章汗牛充栋，但是流传下来的却非常稀少。从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寻到专制政治与歌颂文学之间的因果关联。歌颂文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无行文人向权力展示无限雌伏、无限谄媚的心理状态的工具，它其实还是极权政治寻找统治合法性、展示统治形象、规范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歌颂文学可以构造虚假的民意，图解政治意图，强化意识形态，以此向权力献忠纳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