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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古礼论赋的文体特征及发展演变 关于赋这一类文体的形式特征，吴德明没有专门论述，只是在著作中多次涉及汉赋的文体特点，如问答体、词汇的丰富与兀异、夸饰性、韵散结合等。(12)他虽然没有明确区分“骚体赋”、“文体赋”等体类，不过在介绍贾谊《吊屈原赋》时也对其中句式和“兮”字的使用进行细致分析，将这篇作品归于屈原《离骚》《九章》一类，并指明它与汉赋有很大的形式区别。(13) 而马古礼则在著作中对赋体作品的特质和流变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在《中国古文选》绪论中，他向法国读者介绍中国辞赋时写道：“这两字指的是欧洲文学中并不存在的文学形式，因而无法翻译。”(14)他解释了“赋”字在汉语中有“叙述”“铺陈”“描写”之意，但是作为体裁其定义非常模糊：它既有“叙述色彩”，又有“诗歌特性”，尤其是“具有一定的韵律”，而这种韵律又“无一定之规”，且“这种特点只有在汉语原文中才能有所体会”。(15)由此可见马古礼在描述和定义“赋”这种中国古代文学特有体裁时的困难之处，因此，尽管他知道习惯上“赋”在西方语言中经常被翻译为“description(描写)”，但是他在自己的研究中，自始至终选择直接以拼音“fou”来表示赋体或赋体作品，这一做法也为后代学者吴德明和班文干所沿用。 马古礼通过研究萧统的《文选》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赋体的不同特征，所著《<文选>中的赋》由绪论和译文两部分组成。绪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文选》的选文原则和内容编排，第二部分介绍了从《楚辞》到《文选》这段文学时期赋的起源与发展，正是在这一部分中，他研究了赋的体制演变。 马古礼虽然没有直接采用“骚体赋”“文体赋”这些明确的名称，但是将二者的文体特征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认为，第一种赋体，即骚体赋，具有以下特征：从主题上看，这一类赋“通常旨在抒发情感表达心灵”，“自然风景只是具有起兴或是映衬情绪的作用”，而“情感表达以哀怨自怀为基调”，这些特点无不体现了屈赋的影响；从文体特征上看，“此类赋作与吊文相近，例如《文选》就将贾谊的《吊屈原赋》归人吊文一类”。(16)在这种充满抒情色彩的古诗之赋以外，“同时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赋体，摒弃了纯粹的抒情和抽象的情感，代之以韵散夹杂的诗意描写，更接近于散文”，(17)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文体赋了。马古礼认为第二种赋也仍然可以从屈原之作中找到渊源，尤其是《卜居》和《渔父》两篇。一方面，马古礼强调这两种赋的差异性，一个主抒情，一个主事形；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二者同源，皆源自《楚辞》，然后分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它们都统称为赋(中略)正是这一名称之下包含着内容体裁各异的作品使得萧统略带夸张地说‘今则全取赋名’。”(18) 关于文体赋，马古礼的介绍更加充分。由于骚体赋的创作难免会被拿来与屈原原作进行比较，“这第二种赋……当然比第一种赋更加盛行”，因为它“让作者有更广泛的选择主题的自由”“有更多发挥才华的余地”“更能体现个性创作特色”。(19)马古礼列举了一些将文体赋发扬光大的汉代赋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最擅长古体赋创作的当属汉代文人。而且可以说，汉代也是这种赋体以最纯粹和完美形式存在的唯一时期，而自晋以后，其形式逐渐变化，过渡到古代散文的领域。”(20)马古礼进而对汉赋与晋赋进行了对比：“汉代文人从事创作，晋人从事写作。在具有同样才华的情况下，汉人之赋更具率性，而晋人之作更具研习之气。”(21)对于这种文风上的变化，马古礼不仅有独到的观察，而且更有透过现象对根源的探究。在他看来，两晋时期的文人厌倦了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逃避政治，在哲学思想或神秘主义中寻求寄托，更倾向于抽象的玄理，容易产生一种绮靡雕饰之气，故而不像汉代赋家那样着力于具体事物的描摹敷陈。因此，晋赋比较脱离现实，不那么关心具体事物形象，而是以抽象的情志理思为主导，“在这一点上，它又接近于更直接脱胎于《离骚》的第一种赋体，因为《离骚》本身就是一部极具神秘主义色彩的作品。同时，晋代赋家也没有完全抛弃司马相如和班固所树立的赋作典范，但是以义理为主，以事类为佐，虽用描写，但是旨在言理”。(22)在这里，马古礼敏感地觉察到晋赋与汉代大赋的差异。他多次赞扬魏晋文学辞藻之丽与形式之美，认为晋代的辞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技艺上日臻完美，成为萧统《文选》的重要组成部分。(23)但是，他对两晋之赋的考察又略显笼统和偏颇：一方面玄风炽盛确实波及晋代辞赋，但需知晋赋的主流仍然是三国以来盛行的抒情咏物小赋，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的观察和阐述。 《<文选>中的赋》的第三部分结合三篇有代表性的作品阐述了赋的文体风貌。第一篇是班固的《两都赋》，被认为是“汉代文赋的代表作”，马古礼对作品的主题、结构、语言、风格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尤其是认为这篇作品“语言自然流露，毫无雕饰的痕迹，仿佛一气呵成”。(24)第二篇作品是江淹的《别赋》，这篇作品被认为是“六朝赋的代表作”，不以城阙宫室或是苑猎场面等具体事物的描绘为主，而是着重内心情感抒发。马古礼对这篇作品的内容(“表达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离愁别绪”)、语言(“流畅而富有表现力”，“更适于翻译”)进行了简要点评，尤其对它的形式观察入微：“这既不是叙事，更不是描写，而更接近于欧洲文学中的挽歌，结构也似一曲吟唱。作品韵律规整，四、六、七字句间隔交错，频繁使用‘兮’字和诗歌中其他常见虚词，而且注意偶数句押韵以及所用之词的音韵，以达到一种诗意的效果。”(25)从以上评述文字可以看出，虽然马古礼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时期出现有骈赋或俳赋一说，但是对江淹《别赋》这篇铺采摘文之作的评价基本体现了他对南朝俳赋的认识。而且，马古礼以独到的眼光指出，唐代诗人李华写的《吊古战场文》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26)，而《吊古战场文》亦是一篇骈赋。马古礼在绪论中介绍的第三篇作品是陆机的《文赋》，他非常认同其中的创作理念，认为《文赋》“语言整饬，亦不乏优雅和铿锵之辞，但是有时出现重复或空洞之语”。(27)他后来在《中国文学史(散文卷)》中进一步介绍道：“这是一篇韵律工整的长赋，大多以六言写成，阐述了文学写作的必要品质和需要避免的流弊。”(28) 马古礼一向把赋视作中国古代的高雅文学，而一般的古文作品则是日常文学。他观察到唐宋时期赋的衰落：赋逐渐失去高雅之气，与之前的赋作体现出不同风格，出现散文化倾向；与此同时，日常文学中的一些记文则在一些文学大家笔下提升了品质，变得更加诗意灵动和优雅，因此二者之间的格调渐趋一致。(29)而到明朝，“赋完全消失，因为它们被世俗化之后丧失了宋文赋中原有的大部分特质，同时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30)。 综上所述，马古礼对中国赋文学的研究在法国汉学界具有开山之功，他对赋体形制的流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且不乏个人的真知灼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