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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韩愈《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向以奇奥诡怪著称，诗史上罕有其匹。此诗并非“止是竞奇”“咏野烧”，其于铺叙火象之余，旁涉雷、水二象，全面托寓了唐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元和制举案。其中，火象寓指宦官集团势焰熏灼、主谋其事，雷象寓指宰相李吉甫推波助澜，水象寓指包括皇甫湜在内的制举人及考官群体遭受屈抑。后半引入上帝形象，将火、雷、水三象化归为汉易卦气说之《离》《震》《坎》三卦关系，托出唐宪宗制衡南北衙势力之态度，反映了韩愈对时局的细微体察和对宪宗的无尽属望。全诗藉由超越现实而观照现实，藉由思想文本敷衍文学文本，在文本与现实的互动中，形成了繁复而隐秘的托寓结构，有效地弥缝了原作“出真”之疵病，在将奇诡诗风推向新高度的同时，诗旨亦臻深淳之境。由此可见，韩愈的奇诡诗风非仅审美好尚使然，更与托寓现实的创作动机密切相关，兼具目的性与工具性。 关 键 词：本事考证/元和制举案/卦气/上帝形象/奇诡诗风 基金项目：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项目青年课题“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研究”(17ZBQN06)。 作者简介：孙羽津，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 作为韩愈奇诡诗风的代表，《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一诗向来引人注目。或云：“只是咏野烧耳，写得如此天动地岋，凭空结撰，心花怒生。”①或云：“止是竞奇，无甚风致”。②无论赞赏还是批判，前人往往见其奇奥诡怪，至谓“徒聱牙舌，而实无意义”。③然而，这篇看似“实无意义”的奇奥之作，诞生于一个具有“复杂意义”的政治事件发生后不久。元和三年(808)四月，唐宪宗诏令策试贤良方正直谏举人，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得上第，却因对策多讽时政，触恼权幸，三举人被斥为关外官，皇甫湜补陆浑尉，牛僧孺调伊阙尉，李宗闵补洛阳尉，考策官户部侍郎杨於陵、覆策官翰林学士裴垍、王涯等亦遭放逐。④这场元和制举案，通常被认为是牛李党争的导火索，备受史家关注。其时，韩愈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虽未亲历此案，却与多位涉案人士交谊颇深。其中，皇甫湜为韩愈弟子，王涯为韩愈同年好友，且为皇甫湜之舅。制举案后，王涯出刺袁州，韩愈赠以《祖席》二首，表达了深切同情；⑤杨於陵出镇岭南，辟韩愈侄婿李翱入幕，韩愈又作《送李翱》，亦不乏慨叹与劝慰；⑥皇甫湜补陆浑尉，作诗赠韩，韩愈答以《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以下简称《陆浑山火》)。相比之下，《祖席》《送李翱》皆语言浅近、旨意明白，何独《陆浑山火》以奇奥诡怪而被目为“实无意义”耶? 宋人尝引《陆浑山火》末四句“皇甫作诗止睡昏，辞夸出真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烦，虽欲悔舌不可扪”，⑦认为皇甫湜亡佚之原作“语怪而好讥骂”。⑧今按，夸，奢也，有过度之义；⑨出，见也，显也；⑩真，犹真实也。(11)“辞夸出真”可进一步理解为：皇甫湜于繁冗夸饰之际，未免激言讥骂，以致显露出真实的创作意图。韩愈时常告诫弟子：“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12)他还教导皇甫湜，作诗应借鉴“《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的原则。(13)韩愈实则并不赞赏无谓的夸饰，更不赞成直言臧否人物。由此可知，韩愈“增怪又烦”地铺叙山火，恐怕并非“止是竞奇”“只是咏野烧”那么简单，当是为了弥缝皇甫讥骂太过、泄露真意的疵病，而以更隐晦的方式托讽令人愤然不平的现实事件。否则，“辞夸出真”的原作不必“上焚”，韩愈也不会产生“虽欲悔舌不可扪”的纠结心态。 那么，令皇甫湜讥骂“出真”、韩愈欲罢不能的竟为何事?结合前述背景及诗首“皇甫补官古贲浑”句，不难联想到直接导致“皇甫补官”的元和制举案。清人沈钦韩即以此立说，指出诗中“火以喻权幸势方熏灼，炎官热属则指附和之人。牛、李等以直言被黜，犹黑螭之遭焚。终以申雪幽枉，属望九重。其词诡怪，其旨深淳矣”。(14)此说首次揭示了奇诡辞句背后的深淳旨意，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前人的偏见，洵为难得。(15)然此亦非尽善，其说仅及水火二象，而诗中还出现了“雷公”形象，虽着墨不多，但一出场便导致“海水翻”，与水象形成了鲜明对立，既然水火二象均与元和制举案中的政治势力相关，岂独雷象虚设耶?又，沈氏以火喻权幸，语焉不详。今人补证沈说者，或以权幸为宰相李吉甫，(16)或以为宦官集团，(17)迄无定说。凡此种种，归根结底由于元和制举案原为唐史一大悬案，两《唐书》《资治通鉴》所记尚多含混乖互，近代以来更是众说纷纭。(18)今欲求韩诗之确解，必先究明史事。 一、元和制举案之异载与史料之取舍 两《唐书》《通鉴》对元和制举案的异载，根据事件制造者的不同，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材料直接或间接地指出此案为宰相李吉甫一手制造。如《通鉴》宪宗元和三年夏四月条略云： 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吏部侍郞杨於陵、吏部员外郞韦贯之为考策官，贯之署为上第。上亦嘉之，诏中书优与处分。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言“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无所异同”。上不得已，罢垍、涯学士，垍为户部侍郞，涯为都官员外郞，贯之为果州刺史。后数日，贯之再贬巴州刺史，涯贬虢州司马。乙亥，以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亦坐考策无异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调。(19) 根据《通鉴》的记载，此案源于皇甫等人“指陈时政”而触忤宰相李吉甫。吏部考策官将皇甫等人署为上第，翰林学士覆策亦无异议，这表明内外朝官对皇甫等人“指陈时政”的认同，李吉甫无形中成为众矢之的。于是，李吉甫“泣诉于上”，将考策官、覆策官连同举人一并贬斥。又如《旧唐书·李宗闵传》云： 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考策官杨於陵、韦贯之、李益等又第其策为中等，又为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语，同为唱诽。又言翰林学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选，考核之际，不先上言。裴垍时为学士，居中覆视，无所异同。吉甫泣诉于上前，宪宗不获已，罢王涯、裴垍学士，垍守户部侍郞，涯守都官员外郞；吏部尚书杨於陵出为岭南节度使，吏部员外郞韦贯之出为果州刺史。王涯再贬虢州司马，贯之再贬巴州刺史，僧孺、宗闵亦久之不调……七年，吉甫卒，方入朝为监察御史，累迁礼部员外郞。(20) 较之《通鉴》，此传突出了李吉甫与诸人的矛盾：段首明言“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再叙牛、李等人“指切时政”；段末强调元和七年吉甫殁后，李宗闵方得入朝，呼应前文“久之不调”的记载，更见吉甫衔恨牛、李而刻意压制之。 与以上二则材料相似，《旧唐书·王涯传》《旧唐书·李德裕传》《新唐书·李宗闵传》《新唐书·李德裕传》皆明言李吉甫制造此案；(21)《旧唐书·杨於陵传》《新唐书·杨於陵传》《新唐书·牛僧孺传》《新唐书·王涯传》虽未及吉甫，但指出此案系“宰相”“执政”所为。(22)其时当权视事、深得宪宗宠信之宰相唯吉甫一人，余者如杜佑、郑皆循默充位而已，(23)故四传所指“宰相”亦皆李吉甫无疑。 除上述直接或间接指称李吉甫的材料外，还有一类材料并未明言制举案的制造者，仅讳曰“权幸”或“贵幸”。如《旧唐书·裴垍传》云： (元和)三年，诏举贤良，时有皇甫湜对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闵亦苦诋时政。考官杨於陵、韦贯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垍居中覆视，无所同异。及为贵幸泣诉，请罪于上，宪宗不得已，出於陵、贯之官，罢垍翰林学士，除户部侍郞。(24) 又如《旧唐书·宪宗纪》云： (元和三年夏四月)乙丑，贬翰林学士王涯虢州司马，时涯甥皇甫湜与牛僧孺、李宗闵并登贤良方正科第三等，策语太切，权幸恶之，故涯坐亲累贬之。(25) 比照第一类材料《通鉴》《旧唐书·李宗闵传》等篇，叙述事件经过几无差别，唯独第一类材料出现李吉甫处，第二类作“权幸”或“贵幸”。 第三类材料即两《唐书》之《李吉甫传》，二传明言“权幸”并非李吉甫： (元和)三年秋，裴均为仆射、判度支，交结权幸，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26) 裴均以尚书右仆射判度支，结党倾执政。会皇甫湜等对策，指摘权强，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悦。均党因宣言：“殆执政使然。”(27)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类材料与前两类有很大不同。首先，第三类材料是在叙述“裴均动摇吉甫”这一事件中引入了制举案，而非直面制举案本身。其次，前两类材料都提及了牛僧孺、李宗闵两位烜赫一时的牛党核心成员，而《新唐书·李吉甫传》仅见皇甫湜而不及牛、李，《旧唐书·李吉甫传》索性连皇甫湜的名字也隐去了。再次，第三类材料表明制举案与李吉甫无关，举人所讥刺、忤犯的对象(即所谓“权幸”“权强”“用事者”)别有其人，李吉甫还险些背上“教指举人”的罪名。此外，第三类材料中唐宪宗的态度与前两类大相径庭。在前两类材料中，宪宗对举人的言论颇为赞赏，还要“诏中书优与处分”，而后贬斥举人、考官实属“不得已”，并非宪宗本心；而第三类材料明言宪宗对举人言论之“不悦”，这再次反映了贬斥举人与考官一事出自宪宗与“权幸”的共同意志，与李吉甫毫无关系。 那么，第三类材料中的“权幸”竟为何人?《旧唐书·李吉甫传》谓“裴均为仆射，交结权幸”，而《通鉴》明言裴均“素附宦官得贵显，为仆射”，(28)可见“权幸”显然是指当时深受宪宗宠信的宦官。史载元和初期深受宪宗宠信、势焰嚣张之宦官，有权侔南衙宰相的神策中尉吐突承璀、枢密使刘光琦等人(下详)，(29)第三类材料所谓“权幸”当即此辈。 作为研治唐代文史的基本文献，两《唐书》《通鉴》对元和制举案的记载乖互若此，令人无所适从。究其原因，实由修史所据之《宪宗实录》先后为牛李二党曲撰、改饰所致，这一问题前人已有详尽的考述。(30)由于五代修唐史所据《宪宗实录》之版本已不可考，(31)我们不应在考证制举案的制造者——这一涉及牛李党争的关键问题时轻率地引用上述三类史料，(32)而毋宁认为这些史料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真。上述史料在考证过程中不外乎两种价值，一是勾勒制举案的梗概，二是提示制举案发生的三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宰相李吉甫制造制举案，第二种可能是宦官制造此案，当然不排除第三种可能，即非李吉甫亦非宦官单方面制造此案。 今欲判断三种可能性，当借助真实程度高于两《唐书》《通鉴》之史料，即不依赖《宪宗实录》、作于牛李党争之前、未受牛李党争影响的史料。其中一类是元和三年制举对策，(33)由此可以分析举人“讥刺时政”的具体内容，从而推断对策有可能忤犯的“权幸”；另一类材料就是制举案目击者的相关文字，其中白居易《论制科人状》、李翱《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并序》(以下简称《杨公墓志》)二文殊当注意。白居易的《论制科人状》作于元和三年五月，(34)其时白居易与裴垍、王涯诸学士一同覆策，亲见二人考覆至公，反遭斥逐，内心忧愤而上疏宪宗谓“密缄手疏，潜吐血诚，苟合天心，虽死无恨”云云。(35)可见，《论制科人状》诚为第一时间纪实文字，且上疏动机真诚、方式隐密，真实程度自不待言。李翱《杨公墓志》作于文宗大和五年(831)，作年虽晚，但所载可信：前述元和四年考策官杨於陵被排出镇岭南，辟李翱入幕，二人甚相得，故《杨公墓志》有关杨於陵被排经过，极有可能为杨亲述于李；况且公议杨於陵为人“节操坚明，始终不失其正”，(36)而李翱刚直耿介，恪守“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为本”的著史原则，(37)则杨於陵之述必不失其正，李翱之书必不失其真，其与二举人对策、白居易奏状皆为考证元和三年制举案最可凭信之史料。(38)今由此数文入手，剖判两《唐书》《通鉴》之载，此案事实便得昭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