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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孟浩然于秘书省赋“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遂令举座搁笔，这是唐代诗史上的一例经典文本书写。“搁笔”情境的呈现，是唐宋典籍中用以表现文士才华的常见文本模式，其内在理路以古人的“服善”伦理为根基，以比照与衬托的文本逻辑为生发依据，并可析分为共时性搁笔和历时性搁笔两大类。这两类文本书写源起于《典略》《后汉书》等中古文献，而在唐宋纪事中被广泛应用，并出现了微调和变体。随着“搁笔”文本模式影响的扩大，后世载籍在复述前代文士经历时出现了比附式改写，通过情境代入的方式将其纳入“搁笔”书写系统中。 关 键 词：搁笔/阁笔/唐宋文士/文本模式/比附 基金项目：本文受湖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李成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曰：“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①“阁笔”一词，或写作“搁笔”，义同“辍笔”，指停笔或放下笔。这段叙事一方面生动地描写了孟浩然诗压群座的神采，另一方面揭橥了孟诗山水景致之“清”，为后人品评孟浩然诗风提供了一个理论生发点②。《新唐书》在为孟浩然立传时进行了缩略式改写：“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③。《新唐书》列传部分由宋祁执笔，平心而论，这一改写并没有达到宋祁“事增于旧，文省于前”的预期，不但遗漏了孟浩然游秘书省的时、事、摘句等文本信息，更破坏了王土源刻意营造的“举座阁笔”的现场情态，从而使得孟浩然秘书省赋诗的生动场景变为了模糊撮述。 古代典籍对文士才华的书写有一些类型化、程式化的情境结构，较为典型者如梦笔、文坛领袖礼贤下士④、一语(诗)惊人等，学界称之为文本书写模式，“搁笔”情境亦从属于此类文本模式。典籍记述采用某一书写模式，就好比拟古、用典，目的在于激发读者对这一书写模式的“层累”认知，从而使得叙事书写向文本经典化靠拢。不少学者已注意到诸多古典文献为了构建、形塑情境及人物形象而沿承经典化文本模式的问题。潘万木、黄永林集中分析了《左传》中的语言叙述模式，并探讨了这一模式在情节结构安排等方面的功能，进而考论了这一模式对后世历史叙述及虚构化叙述的影响⑤。刘爱华以梦笔传说为切入点，对载籍中大量的类似文本进行类型分析，并探讨了“梦笔”书写模式之衍变⑥。据孙正军的考察，德国汉学家福赫伯(Herberr Franke)、美国学者傅汉思(Hans H.Frankel)、日本学者榎本阿由知、安部聪一郎等在研究中都涉及了文本模式在历史叙述中的作用，而孙正军也以“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为例，探讨了两种良吏书写模式的机制及背景⑦。陈维通过两《唐书》文苑、儒林传记文儒分流书写模式的比照，探讨了不同语境中文本书写者对历史的建构⑧。一种文本模式的形成，需要设置相对完整的情境，其中时、地、人、事等要素是情境之核心，而且文本模式也会随着时代的嬗递而发生微调或变式。本文旨在以唐宋文士纪事中颇为常见的“搁笔”文本模式为中心，探其源起，论其流变，以期探究古典文献中“搁笔”模式的因革及内在理路。 一、“搁笔”模式之文献源流及内在理路 “搁笔”这一呈现文士才华的文本模式，源于建安七子之首王粲的相关记载。《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句下，裴松之注引《典略》曰： 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钟繇、王朗等，虽各为魏卿相，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能措手。⑨ 这一记述在唐宋文献中被挖掘了出来，成为一个屡屡见诸征引化用的典实⑩。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文本书写仍是基于他者视角的平实讲述，并没有如王士源记孟浩然事那样用叙述营造出一个场景，时、地、人、事皆备。职是之故，《典略》所记王粲事可看作“搁笔”式文本模式之母题，其性质相当于后世“搁笔”情境书写的雏形。《文心雕龙·风骨》亦谓：“昔潘勗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11)“韬笔”实亦等同于“搁笔”，系指潘勗撰《册魏公九锡文》，“事鄙悖而文足称”，群臣藏笔。 在中古典籍中，“搁笔”文本模式的另一类型也已出现。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上《王逸传》附《王延寿传》曰： 延寿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12) 尽管《后汉书》未用“搁笔”一词，但其事体、内蕴一致，因此后人如魏了翁、刘埙在追述此事时，便改“辍翰”为“辍笔”“阁笔”(13)。《晋书》卷九二载： 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14) 这段叙述在模式上与《后汉书》相同，只不过添加了陆机一开始轻视左思的花絮，与后文记载陆机之叹伏互相映衬。又《梁书·刘孝绰传》曰： 悱妻文尤清拔，悱，仆射徐勉子，为晋安郡，卒，丧还京师，妻为祭文，辞甚悽怆。勉本欲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阁笔。(15) 在以上三例文本模式中，当事双方撰文时间不具有共时性，而是有着先后次第；没有明确的会聚场所；参与之人亦不具备相似的身份(诗友或同僚)，唯独搁笔之缘由有着清晰的呈现，即有意为文之人见他人先撰之文，自忖不能胜过，遂不复作。 为讨论方便，我们不妨将王粲同侪共时共地搁笔称作“共时性搁笔”，而将蔡邕、陆机等异时异地搁笔称作“历时性搁笔”。取《典略》所载王粲事与《后汉书》所载蔡邕事合观，可?绎出“搁笔”书写模式的两重“内在理路”(16)：其伦理层面的理路根基于古人“服善”的社会共识；而文本逻辑之理路则依托于现场情境中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比照。 “服善”一语最早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故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17)。“服善”为向善之义，其主旨在于“劝民向善”(18)。刘向《说苑》用作“服用美好”之义(19)，二者皆与后世服膺、敬重他人长处之意不同。“服善”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核心思想，近人黄侃、熊十力等人都曾做过阐释(20)。《论语》“见贤思齐”之论，即基于服善的伦理指向。尊贤而能对他人之长处心悦诚服，即所谓“服善在膺”，是士人有雅量的重要体现。 服善的养成，一者需要谦德，在古典文献中，服善常同谦挹、谦虚等词联类而用，如虚衷服善、虚己服善等皆是；二者需要知耻之勇，因惭德而不矜，要有勇气突破以自我为中心的成见。元人《广客谈》载赵孟頫“偶得米海岳《壮怀赋》二卷，中阙数行，因取刻本摹写，以补其阙，凡易五七纸，终不能及，乃叹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补完之。”(21)赵孟頫当时已经名重天下，此举正显现出对前人书艺的敬重，故赞其“服善不矜如此”。服善敬贤，遂不争名。尽管“文人相轻”事例在典籍中颇为习见，但史料撰述者对此类事例多不认同；与之相对的，文人相重的事例却也史不绝书(22)。“文人相轻”源于士人之间相沿已久的“文无第一”之认识，也与文士“善于自见”而不能虚衷服善有关。“文人相重”之服善则能体现出个人修养境界之谦德，其典型表现是对他人艺文境界的由衷欣赏而衍生出惭愧之情，知耻而后勇。宋叶廷珪《海录碎事》中留存了温庭筠一篇书启中的两句：“倦则栖毫，惭斯辍翰”(23)，“惭”字颇能概括搁笔事件中服善的心理机制。 宋代以降，不少文士针对古人服善搁笔的事例发表议论。如刘克庄论古人服善：“太白过黄鹤楼，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句，至金陵遂为《凤凰台》诗以拟之。今观二诗，真敌手棋也”(24)。之后，在明清文士的追述中，常常将关键情境用李白“搁笔”加以概括，从而纳入“搁笔”文本书写模式之中(25)。又如谢肇淛《文海披沙》卷一“古人服善”条曰：“古人真自服善，非直成人之美，抑亦全己之名。如文考《灵光赋》成，中郎辍笔；平叔一见辅嗣，改‘注’为‘论’；夏侯太初见《三国志》，遽坏己作；孟浩然‘微云’、‘疏雨’两语，遂令一坐罢唱。杨汝士‘兰亭’、‘金右’两语，元白不敢复加；元李氏有古纸，长二丈许，相传四世，请赵子昂书，子昂叹其精绝，不敢落笔，但题其尾。如此气味，今人所无。”(26)谢肇淛“成人之美”“全己之名”的分析已然抓住了服善伦理的两重向度，而这两重向度皆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清人林以钺于武昌搁笔亭撰有一副对联评论李白为崔颢搁笔一事：“搁笔题诗，两人千古；临江吞汉，三楚一楼”(27)。“两人千古”一语正可看作谢肇涮“成人之美”“全己之名”双重分析之合璧。 至于文本逻辑理路，比照与衬托是这一书写模式的基本框架，其传统可溯源至中古时期(尤其是东汉)影响深远的人物品藻风气中的比较型品评(28)。搁笔之人，或是名士长辈，或是不具名的同僚诗友，他们都在“搁笔”模式中扮演了陪衬的角色。文本记载则彰显他们服善的雅量，可谓双美。在“搁笔”书写模式中，皆以才学为衡量标准，而不论资历、行辈，故而文本书写所呈现的效果，不仅使后人欣赏王粲、王延寿、左思等人的文才，同时并未因此轻视王粲同僚、蔡邕、陆机等服善者，反而激赏他们的雅人深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