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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主要包括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文学写本、日本等境外藏中国文学写本三大块内容。写本的流动性、零散性与个性化的特征，与刻本的固定性、完整性和社会化的特点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因而体现了它独特的学术价值。“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课题包括“写本基本情况”“全部内容的录文和校勘”“综合研究”三项主要内容，预期在文学写本校录、编年、写本整体内涵的发掘、写本与文学的生成与传播等方面取得成果。 关 键 词：文学写本/写本时代/写本学/文学传播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16ZDA175)，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汉藏文化与文学交流研究”(16BZW057)。 作者简介：伏俊琏，男，甘肃会宁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敦煌学，中国古代文学。 一、“写本时代”与“中国文学写本” 从传播方式来考察，中国文学作品的载体大致上经历了口传时代、写本时代、刻本时代等几个大的时段。写本时代又可分为简帛时代和手写纸本时代两个阶段：简帛时代至少从殷商开始，直到东晋时期，才完全被纸本所替代。①当然这里有一个简纸共用的较长时代。②手写纸本时代从东晋到北宋中期(5～11世纪)约有七百年的历史。到了北宋中期，刻本大量流行，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因此，大致说来，公元5～11世纪，是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写本时代。 关于先秦典籍的载体，《墨子·兼爱》说：“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③金石载体的主要意义在于“纪念碑”性质，以期传之不朽。而简帛和纸本文字则是世俗文化的载体。长期以来，雕版印刷品及其相关学问，似乎就是人们关于纸本古书的全部认识。其实，刻本的流行主要得益于古代印刷术的进步、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这些都只是宋代以后的事。20世纪的大量考古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在简帛退场后、刻本登台前的5～11世纪，手写纸本是文明传播的主要载体，它既保留了简帛文献个性化书写的旧制，又开启了刻本文献使用纸张的先声，承前启后，具有鲜明的文献特征和巨大的研究价值。因此，从纵向看，“写本时代”是中国古书和古代文明发展传播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此外，即在刻本时代，手写纸本作为一种书写传统仍长期被保持并发挥重要作用，明清档案、宋元以来社会经济文书等众多手写纸本文献的陆续发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近几年，主要得益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和实践，“丝绸之路”研究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关注。广义地看，历史上的丝路最西到达地中海沿岸、最东到达日本，而以汉唐之际最为畅通。认识和研究丝绸之路，除了使用传世文献，更要依赖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丝路沿线出土或保存至今的原始文献——多数都是写本文献。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甚至认为丝绸并非“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来自中国的纸张其实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④换言之，古代丝绸之路实际也是一条写本之路，而自敦煌吐鲁番和日本等地发现的中古写本，其实正是这条“写本之路”东段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从横向看，“写本时代”的具体学术内涵，又是古代丝绸之路或“写本之路”研究的核心内容。 写本学发轫于欧洲学界，源于对埃及纸草文书、古碑铭以及死海古卷等新发现的研究，其后逐渐扩展到对世界各地古写本的研究，学术阵地也转移到俄、美、日本等地。中国学人的相关研究，始于敦煌汉简、敦煌遗书发现之后。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高度重视新发现的简帛、碑刻和敦煌写本，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简帛学、碑刻学和以敦煌写本为核心的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不过，以往的研究几乎都遵循着刻本时代的学术传统，即只根据研究者自己的兴趣抄撮写本上的“有用内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写本本身的学术价值，这实质上是在新材料挖掘殆尽、传统研究模式后劲不足的前提下，针对新方法的一次主动探索，是从旧“显学”到新“显学”的过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