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及其主要特点 当前发现的写本时代中国文学写本主要包括敦煌文学写本、吐鲁番文学写本、日本等境外庋藏的中国文学写本。 敦煌文学写本数量最多，目前初步统计有600件以上，文学作品的数量，总数至少在5200篇(首)以上(由于对文学概念广义狭义认识的不同，各家统计数量存在差异)。其内容有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解座文、因缘(缘起)、话本、词文、诗、歌辞、故事赋、邈真赞、书、启、状、牒、碑、铭等数十种文类，内容雅俗并存，以俗为主。这些写本，大多正背两面抄录，正面多数抄录佛道文献，背面则以抄录文学作品为主，也抄录了反映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丝绸之路”社会各方面内容的许多其他文书。 吐鲁番出土的文学写本，以作品类型来分，大致可归纳为三类：一是经典文学，如《诗经》《文选》以及当世文人的诗文等，数量初步统计有30多件。二是通俗文学，词曲、变文、俗赋、学郎习作等，如《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禅门十二时》《唐三时词》《散花乐》、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公词》等，约10余件。三是应用文学，如应试学习的“经问试策”和一些书仪等，也有10余件。 日本现存汉籍古写本的数量，按阿部隆一《本邦汉籍古写本类所在略目录》的统计，有近千种(这还不包括1966年以后的新发现)。⑤其中大致相当于中国写本时代的奈良平安时期(710～1192)的中国文学写本近60部(不包括底本源于唐抄本的后世写本，也不包括日本藏的敦煌写本)，内容以书籍为主，包括较为著名的佚名《文选集注》、许敬宗等编《文馆词林》等总集，《王勃集》、李峤《百廿咏》、白居易《白氏文集》等别集以及佚名《赋谱》、杜正伦《文笔要诀》等诗文评著作；也有书仪等实用文书等等。 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的特点，是在与刻本的比较中体现的。在大量的简帛文献和敦煌吐鲁番写本出土之前，中国的文化典籍主要以宋代以来的刻本形式呈现。古今学者整理研究刻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方法。所以，百年前当大量写本出现后，学者更为熟悉的是按照过去整理刻本文献的方法整理写本，即用分类辑录的形式，从一个写本中辑录出某种文体。这实际上是一种“剥离式”的研究，即从整体的、连续的写本中，剥离出符合“文学”标准的片断，然后重构这些被剥离出的“碎片”，形成各自独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世界。 写本与刻本相比，有较大的特殊性。古书一经刊刻，内容、格式即被定型化。而写本出于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千人千面，本无定式。即便是那些前人传下来的古书，人们在传抄过程中，也往往会根据当时抄书的惯例和抄手自己的理解而加以改造，从而使古书的形制、字体、内容、用词、用字、抄写格式等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化，附带上时代和抄者个人的烙印。尤其是下层文人写本和民间写本，更是有很大的随意性，其对文学、文体的概念相当模糊，一切以实用为目的。所以写本带有流动的、零散的、个性化的特征，与刻本的固定性、完整性、社会化的特点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 对于写本的特点及其专门的研究方法，学界已取得了一些基本认识。如台湾的林聪明先生有《敦煌文书学》(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和《敦煌吐鲁番文书解诂指例》(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两部著作，重点研究写本文献的外部特征，前者主要描述敦煌文书的形态、装潢与印信、抄写符号、题记、文书的割裂、文书的来源等，后者则主要对这些外部特征进行功能分析。徐俊先生在《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一书的前言中，也特别讲到敦煌诗歌写本的特质，一是区别于“刻本时代”的典型“写本时代”文献的特征，二是区别于“经典文献”的以“民间文本”为主的特征。⑥张涌泉先生的《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把敦煌写本的大量语言文字特点和书写特例作为着重考察的对象，进行系统全面的归纳和总结。在国外，戴密微、藤枝晃、戴仁、池田温等学者也曾关注敦煌写本的抄写特征。池田温先生就曾说过：“生活在古时候的人们平时拥有怎么样的知识，有着怎样的思考方式，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信息以升华了的艺术作品，或是以被整理出来的抽象的历史记录的形式，通过敦煌写本传达给了我们。”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