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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搁笔”情境的比附 宋代以后，关于某人诗文一出而同侪搁笔的记述已然成为文本套路(56)。既然是文本模式，就天然地为文本结撰带入程式化的文本结构，使得书写符合“模式的真实”，而未必尽合于“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文本与历史”具有一种遏制(containment)与颠覆(subversion)的关系(57)。 以共时性搁笔模式的雅集赋诗而论，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此人作品在同人中较为出众，被公认为佳作，但同人未必果真搁笔不作。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原始文献并无“搁笔”之情境，至少没有自觉的“搁笔”叙述策略，而后来追述者往往有意地将所记文士的事迹与“搁笔模式”相比附，从而将文士事迹纳入这一文本叙事模式中。李白登黄鹤楼见崔颢题诗遂不复作一事，唐宋记载虽多津津乐道，但尚未出现“搁笔”情境的描写。而明人陈有年《葛公旦陈思恭过访》诗题末云“因念青莲辍笔于黄鹤，此其所以为青莲云”(58)，用“青莲辍笔于黄鹤”将此事进行了典故化处理。到了清代，孔尚任将黄鹤楼之东一无名小亭命名曰“搁笔亭”，并作《题搁笔亭》组诗，郑重其事地将李白服崔颢之善的典故纳入“搁笔”书写模式中。清人程世绳《戏题搁笔亭壁》诗亦曰：“不道青莲犹搁笔，至今佳句尽高悬。”(59) 宋李献民《云斋广录》卷三《诗话录·侯穆》曰：“(侯穆)因寒食闲步郊外，睹数少年风韵俊爽，陈列杯盘，饮于梨花之下。清叔长揖就坐，众谓之曰：‘君为谁也，而不召自至。’清叔曰：‘仆稍能吟诗，故敢造坐末。’众皆哂之，或曰：‘能诗者饮，不能者起。’意为清叔不能而必起也，乃以‘梨花’为题，用‘香轮莫碾青青破，留与愁人一醉眠’为韵。清叔探得‘愁’字韵，顾谓其童曰：‘吾懒于笔，汝为我书。’童乃濡毫迭纸以俟。清叔曰：‘共饮梨花下，梨花插满头。’众曰：‘此常常之语也。’顷之曰：‘清香来玉蕊，白酿泛金瓯。’众相视颇有惊色。徐又曰：‘妆靓青娥妒，光凝粉蝶羞。年年寒食夜，吟绕不胜愁。’吟讫，清叔连饮数杯，不揖而退，众皆叹服。”(60)关于这一场景，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五“饮梨花”条便进行了“搁笔”比附式的修改(61)。陈元靓明确注出文本系依据《云斋广录》而来，除情境细节有所删略外，一个重要的变化即是将“众皆叹服”改作“众客阁笔”。 这种“搁笔”模式的比附，在明清文献追摹、评议前代情境时也已成文本书写的套路。薛涛有诗《高骈宴上闻边报》，其中“好将筵上曲，唱与陇头儿”之句颇为清壮。杨慎推挹备至曰：“风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不亦宜乎?”(62)清陈焯《宋元诗会》卷七一“李材”条下小传曰：“字子构，京兆人。年十七，与赵承旨同游海子上，即事赋诗，脍炙人口。客有赋十月桃者，材信口云：‘刘郎再来岁云暮，王母一笑天回春’，众皆辍笔，亦奇句也。”(63)考陈焯此条小传之史源，依据的是赵孟頫之自述。赵孟頫《海子上即事与李子构同赋》诗后附记曰：“子构名才，京兆人，年十七赋此诗，不幸早亡，杂于唐人诗中未易辨也。客有赋十月桃者，子构云：‘刘郎再来岁云莫，王母一笑天回春’，众皆钳口不作，亦奇句也，因附此。”(64)后来顾嗣立《元诗选》、陈衍《元诗纪事》皆沿用了赵孟頫的叙述。将陈焯所载与赵孟頫自述比勘，明显的文本变化即是将“众皆钳口不作”改成了“众皆辍笔”。尽管二者在叙事内容上并无多大出入，但“众皆钳口不作”属于个性化书写，而改作“众皆辍笔”，则将这一情境书写比附成“搁笔”文本模式了。古人述作，讲求有例可循，于古有征，“搁笔”情境的比附，正可对此类纪事衍生过程中的文本变化给出解释。 模式化是文本创作、衍生过程中无法规避也不必规避的一种书写规律，尤其在叙事维度，其结构中的模式建构更为成熟，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已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阐释以及样本分析。就文言纪事而言，其叙事书写有着相对稳定的词句、情境、结构等复合因素，并且古人对广义的典故钟爱有加，无论是诗歌词汇的复古，还是建构人物形象时与古代贤哲相印证，抑或结构段落中一个个文本书写模式，都能看到文本撰述者“率由旧章”的心理。以典籍中“搁笔”文本书写的反复出现而论，我们已无法还原当时真实的事件究竟如何，而初撰者及转述者似乎亦于事件真实外有着另一层面的追求，即理路之真实。通过对故有经典文本模式的重现，将所书写之文士事迹纳入到经典化文本的结构序列中，于古事有例可征，则能希踪前哲；于后人有所影响，亦将垂范后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