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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宋文士纪事两种“搁笔”模式之书写 (一)共时性搁笔 王粲一事为唐宋人所熟知，并对正史的文本书写产生了模式化影响。《旧唐书·郑畋传》载：“十年，王师讨徐方，禁庭书诏旁午，畋洒瀚泉涌，动无滞思，言皆破的，同僚阁笔推之。”(29)《新唐书·陆贽传》载：“从狩奉天……旁吏承写不给，它学士笔阁不得下，而贽沛然有余。”(30)这皆是对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典略》王粲一事的效仿。但这类事例尚属于“共时性搁笔”的滥觞，只具雏形，至于完备成形的文本书写，仍以王士源记孟浩然游秘书省一事最为典型。其基本的文本结构可概括为： 事由+某人(诗文篇题或警句)+同人(搁笔)+得名 宋人诗话、笔记颇喜模仿王士源记孟浩然之例，可以看作共时性搁笔模式同构化的文本衍生。胡仔引《漫叟诗话》曰： 荆公尝在欧公坐上赋《虎图》，众客未落笔，而荆公章已就，欧公亟取读之，为之击节称叹，坐客搁笔不敢作。(31) 关于这则轶事，《西清诗话》所载稍异：“王介甫、欧阳永叔、梅圣俞皆一时闻人，坐上分题赋《虎图》，介甫先成，众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32)。在《漫叟诗话》中，欧阳修的身份似高一层，充当着同人搁笔之际对王安石进行论定、奖掖的角色；而在《西清诗话》中，欧阳修则成为王安石才华的衬托者。欧阳修在不同文本书写中的角色变换并不影响这一“搁笔”事件书写模式与孟浩然事件的同构。 古人集会，例有同时赋诗作文之风气，载籍叙写每多类似模式的重现。李献民《云斋广录》卷三“僧仲殊”条载：“润州有北顾楼，一日太守宴宾其上，而仲殊预焉。酒行，太守命坐客各赋诗一篇，以发扬雅趣。顷之，仲殊诗成，以上太守，诗云：‘北顾楼前一笛风，碧云飞尽建康宫。江南三月多芳草，尽在蒙蒙烟雨中。’太守叹赏久之，传观僚属，满坐为之阁笔。”(33)又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八“白云楼”条曰：“郢州白云楼，素多题咏。一日郡守停燕集是楼，方命坐客赋诗。时刘太傅宾以心恙羁置是郡，不得预会，遂使人持诗以献，才致萧散，尽江山之胜，一座为之阁笔。”(34)皆是这一文本模式之典范。 在共时性搁笔书写框架下，具体事由可以随着现实情境进行变更，赋诗之外，绘画、撰文、填词皆可援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张璪，字文通，吴郡人……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因问璪所受。璪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于是阁笔。”(35)宋叶适《习学记言》载：“旧传曾巩诸文士为吴郡《六经阁记》，相顾莫敢先。张伯玉忽题云：‘六经阁，诸子百家皆在焉，不书，尊经也。’众遂阁笔。”(36)宋周密《浩然斋雅谈》云：“淳祐占间，丹阳太守重修多景楼，高宴落成，一时席上皆湖海名流。酒余，主人命妓持红笺，征诸客词。秋田李演广翁词先成，众人惊赏，为之阁笔。”(37)叙事内容的可转移性，恰好反映了共时性搁笔模式适用的文本广度。 纪事撰述者还会对这一模式进行微调，增加其情节的波澜起伏。陈应行《吟窗杂录》曰：“郭功甫与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诗人龙太初。’功甫曰：‘相公前敢称诗人，不识去就如此。’荆公曰：‘但请来相见。’既坐，功甫曰：‘贤道能作诗，能与我赋乎?’太初曰：‘甚好。’功甫曰：‘只从相公请个诗题。’是时方有老兵以沙搽铜器，荆公即曰：‘可作沙诗。’太初不移刻间，诵曰：‘茫光黄出塞，渺渺白铺汀。鸟过迹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甫遂阁笔。”(38)又张邦基《墨庄漫录》谓：“逢原一日与王平甫数人登蒋山，相与赋诗，而逢原先成。举数联，平甫未屈，至闻‘仰跻苍崖颠，下视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骑箕尾居’，乃叹曰：‘此天上语，非我曹所及。’遂阁笔。”(39)郭功甫、王平甫二人搁笔模式的微调，皆在于二人起初对赋诗之主角并不首肯，等到发现龙太初、王令的真才实学，乃搁笔服善。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五“饮梨花”条载：“《云斋广录》：汝阳溪穆清叔因寒食纵步郊外，见数少年共饮于梨花下。穆长揖就坐，众皆哂之。或曰‘能诗否?’即以‘香轮莫碾青青破，留与愁人一醉眠’为韵，各赋梨花诗。清叔得‘愁’字，诗曰：‘共饮梨花下，梨花插满头。清香来玉树，白蚁泛金瓯。妆靓青娥妒，光凝粉蝶羞。年年寒食夜，吟绕不胜愁。’众客阁笔。”(40)写数少年先“哂之”而后“搁笔”，也是增加情节波澜的微调。 另一类微调则在于搁笔时间节点的设置，即一反文末交代众人搁笔之“曲终奏雅”式的文本书写，先写众人搁笔，然后才写主角一语惊人。宋马令《儒者传·孙鲂》曰：“金山寺题咏，众因称道唐张祐有‘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之句，欲和，众皆阁笔。鲂复吟云：‘山载江心寺，鱼龙是四邻。楼台悬倒影，钟磬隔嚣尘。过橹妨僧定，惊涛溅佛身。谁言题咏处，流响更无人。’时人号为绝唱。”(41)先写众人欲和韵而不能，然后才引出孙鲂之作，是众人搁笔在前，而孙鲂诗作在后。类似的模式亦见于宋黄榦《太安人林氏行状》：“少从群儿聚家塾，奉议命题，使属对曰：‘亚夫为将，屯军细柳之营。’众阁笔未能下。安人忽从旁代曰：‘召伯治民，听讼甘棠之舍。’闻者异之”(42)。 与“搁笔”模式的多维呈现相并行，浓缩式的套用在唐宋时期也已习见。唐张鷟《游仙窟》云：“向来唯睹十娘面，如今乃始见十娘心，足使班婕妤扶轮，曹大家阁笔。”(43)范摅《云溪友议》载元稹赠薛涛诗有“纷纷辞客皆停笔”之句(44)。徐积《赠倪敦复》云：“北轩主人吴中清，所居才义皆有名。曾在东皋压众宾，人皆阁笔诗已成。”(45)此皆以传奇、诗歌的形式对共时性搁笔的模式加以呈现。 共时性搁笔模式所引申出的变式深刻地影响着唐宋文本的书写。许洞与九僧赋诗，相约不得犯“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等字，“于是诸僧皆阁笔”(46)，这是欧阳修《六一诗话》中的一则经典轶事。欧阳修不但用文本记录此事，而且在行为上又重演了许洞轶事的模式。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引《石林诗话》云：“诗禁体物语，此学者类能言之。欧公守汝阴，与客赋《雪诗》于聚星堂，举此令，往往坐客皆阁笔。”(47)有关许洞、欧阳修的两条史料同时给我们呈现出“搁笔”文本模式经过变式之后，仍具有内在机理的稳定性，其事件本身不但可以被效仿，而且具化到文本上亦重复着似曾相识的同构模式。 (二)历时性搁笔 历时性搁笔模式的张力结构较共时性搁笔模式为大，其地点不必在同一场合，且时间不仅可以不同时，甚至跨越时代。蔡邕、陆机等有撰文之念，因见王延寿、左思等佳作而搁笔，其文本结构可概括为： 某甲撰诗文+某乙亦有意撰同题诗文+某乙见某甲作品而搁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书写模式中“某乙”将本来是描述行为动作的“搁笔”模式通过言语表述了出来。如皎然《赠鲍中丞书》，称沙门灵澈《归湖南》诗“独此一篇，使老僧见欲弃笔砚”(48)，将搁笔之书写模式用于对灵澈代表作的揄扬。张耒《晁无咎墓志铭》谓：“从皇考于杭之新城，公览观钱塘人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为之作文以志之，名曰《七述》。今端明苏公轼通判杭州。苏公蜀人，悦杭之美而思有赋焉。公谒见苏公，出《七述》，公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49)李之仪《题所和丁希韩诗后》载：“昔王勮为凤阁舍人，一时号为敏丽。尝大庭班齐，同日七八制下，勮命数笔吏环立而口授之。笔吏曰：‘舍人少从容，我辈笔不能给，惧恐失事。’既而制出，中外传诵。其后过于其前，信作者之工，必在于是，余今而后，将阁笔矣。”(50)又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云：“钱若水为学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辞，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诣翰林中，命即草之。若水对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虽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阁笔思之，不能措辞。’尤激赏其才美。”(51)苏轼、李之仪、宋太宗皆没有搁笔的实际举动，但都通过言语表达将自身置于“搁笔”情境之中，并担当具有陪衬特征的搁笔者角色。由此可见，在宋代文本语境中，“搁笔”模式已经典故化，两宋笔记、诗话的书写者有意识地在类似情境中复现这一模式。 历时性搁笔的核心特点表现在某甲和某乙并不处在同时同地的场景中，侧重描写某人诗文一出，便为某一个主题的诗文创作画上了句号，后来者自忖不能胜过，遂搁笔。李白登黄鹤楼见崔颢题诗而搁笔，即为历时性搁笔的显例。蔡正孙《诗林广记》引《南唐书》云：“金山寺号为胜景，张祜吟诗有‘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之句，自后诗人阁笔。”(52)这还属于泛泛陈述，至于华岳《翠微南征录》卷五“藕花”条下曰：“冯肖许有《藕花诗》，和者盈轴，其西社中名士，见者莫不阁笔”(53)，则除了时间、地点与共时性搁笔模式有所区别外，其余因素皆是集会模式的平移书写。当然，在这一书写模式的衍生过程中，更多的记述未必出现搁笔、辍笔等语汇，而是以“不复作”等表述来结穴，比如赵仲穆见张伯雨题墨兰诗而愧之，“遂不复作”(54)，其模式与搁笔情境书写是同构的。 历时性搁笔模式也有以诗歌形式的浓缩性表达。如司马光《送李汝臣同年谪官导江主簿》曰：“老生窥其文，色若寒灰死。阁笔不能下，敢有玼瑕指。”(55)此外，典籍中亦常见这样的记载，即两人不约而同撰同一著述，前者作品先成，后者遂烧毁草稿或将全部草稿相赠，俾其采择，实际也是历时性搁笔模式在著述领域的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