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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看待这部小说中的自传色彩？ 答：一部寻找前世的小说比任何别的小说都需要“看上去像自传”。另外，这部小说是一个决心务虚的小说，它需要穿上一件自传的外衣，让实的部分把虚的部分压住。还有一个用意是，我想让自传性成为这部小说的修辞之一，自传成分不只是内容和材料，还有修辞。它和虚构之间构成了较为隐蔽曲折的修辞关系。 问：为什么是回忆症而不是别的病？ 答：回忆症是病又不是病，是重又是轻，是身体的问题，又是精神的问题，有很近的病因，又有很远的病因，总之，这种不确实性和模糊性，给我的叙述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让叙述从一开始就有了较好的弹性。 问：回忆症是不是一个隐喻？ 答：书里的回忆症，不只是顽固回忆，还有它的反面——遗忘，还有对记忆的有意修改，还有无法遗忘、选择性遗忘、选择性记忆等等。构思的时候，我有打算，把这本书写成关于回忆的百科全书。我甚至告诫过自己，别把回忆症单单作为隐喻使用。因为它一旦是隐喻，就有可能反过来控制叙事，让内涵变得单一。 问：小说的后半部分如果不是被东声一点一点找出来的，而是一个正面讲述的故事，有可能写成一部大家熟悉的家族小说，为什么不？ 答：那样的小说已经有不少杰作了，我不可能写得更好，我也不愿意那么写。动笔之前，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这个时代的长篇应该怎么写？一个在大学讲台上督促学生进行现代叙事训练的人，应该如何写一部新长篇？我给自己的回答是，首先，这部小说最好用二三十万字解决问题；其次，讲故事，但不把“讲故意”视为平庸呆板八面玲珑的借口，小说终究要成为小说；第三，别搞大家伙，别写一部“砖头”出来，写一部小规模小逻辑的长篇，小，但灵活，小，但有勇气，它应该和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世界有密切关系。我的意思是，它应该能证明它的作者生活在目前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其次，它如果只想老老实实圆圆润润讲故事，而没有丝毫介入的激情，就不如不写。 问：小说里有很多议论，你自己是如何考虑的？ 答：那个名叫东声的人，是一个回忆症患者，又是一个作家，他不是农民，不是局外人，不是健康得上下流油的人，他如果正常思维、正常说话，而且足够诚实，就应该像小说中这样说话。当这样的语言冒出来后，我也有过担忧，但是，我的叙事如果刻意显得平静和本色，可能会伤害这个人物，甚至可能走向虚伪。一部只剩下描述功底的小说，也许不错，但所有的小说都如此——平静本色地描述一座城市、一条街道、一种乡土、一座山脉，而看不到作家自身的焦虑、忧伤、困惑、疑问，恐怕有问题。至少，这一次，我不想。不动声色的描述，我有过这样的训练，我并不是不会，但是，这一次我不想。再说，我心里清楚，表达一个回忆症患者深广幽微的内在体验，只能用现在这种语言，一种适合综览内与外、感性与理性、回忆与现实、个人与世界、灵魂与肉体的语言。 问：小说里有一个对小说本身的认识：好小说应该有风月，这话如何理解？ 答：这不是一个严谨的说法，只是一个临时的比喻。有一天，我发现，我曾经喜欢过的那些作家，都是不缺少风月的作家，海明威、川端康成、福克纳、赫拉巴尔、巴里科、菲利普·罗斯、奈保尔、村上春树，他们最严肃的作品里都有风月。很多以文风冰冷著称的作家，如索尔仁尼琴、库切、德里罗、卡尔维诺，他们的文字里同样有风月。风月大概是一种文学精神，正是它，让作品超越作家自身，超越作家认真描述过的某个“邮票大的地方”、某个年代，像星球一样飞升起来。《我弥留之际》《过于喧嚣的孤独》《阿根廷蚂蚁》《暗店街》《我的名字叫红》，这些作品早已经是悬垂在人类上空的星球了。 问：小说里还谈到了很多小说创作问题，它们是不能缺少的吗？ 答：在这部小说里，谈任何具体而微的东西，都在谈“别的”，意在此又在彼。谈爱的时候不只在谈爱，谈性的时候不只在谈性，谈战争的时候不只在谈战争，谈回忆的时候不只在谈回忆，谈遗忘的时候不只在谈遗忘，同样，谈小说创作的时候，不只在谈小说创作。所有话题都是为了形成一种回旋饱满的叙事韵律。 问：这部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吗？ 答：正如“讲故事”容易被视作借口，“现实主义”也常常是一个作家不作为的借口。始于实，终于实，开头是什么，结尾还是什么，始终都成功地“低到尘埃”里，惟一去处就是“安详”、“温暖”，很多所谓现实主义作品就是这样。这部作品在长时间的构思阶段，的确打算向现实主义看齐。但一直写不下去，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实主义是一个像乖孩子一样总是不假思索就被夸奖的写法，需要警惕。 问：这部小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吗？ 答：卡尔维诺说：“我爱卡夫卡，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在卡尔维诺看来，真正的现实是人的灵魂现实——焦虑、疑难、困境。在这部小说里，作家东声说过，一切成功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我同意东声的这个看法。 相关链接：《七步镇》：重新定义当代小说美学格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