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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承认一个事实，凡是有自己写作风格的作家，是离不开他所生活的地域文化的。其次，才能说到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创作的影响。 40多年前，中国文坛出现过许多文学流派，比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鸳鸯蝴蝶派”“京派”“海派”等等。这些流派的作家都各有自己的写作特点，而他们写作的风格特点跟他们所生活的地域有直接联系。不可否认，他们的作品受到了地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 我被人称为京味儿作家，京味儿也可以称为“京派”。京味儿作家的提法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又不断有作家涌现，风格特点逐渐成熟。 我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亲身经历了胡同的改造和变迁，对北京文化的情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胡同文化已经渗透到我的骨血里，所以当我从事创作时，我所使用的叙事方法和语言，自然而然地会带有京味儿特点。 京味儿文学创作到现在已经有四代人了，第一代以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第二代以老舍，张恨水，梁实秋等为代表；第三代以邓友梅，汪曾祺，陈建功，刘绍棠等为代表；我属于京味儿文学的第四代。2017年，我作为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人，申遗成功。现在京味儿小说语言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回顾地域文化对我创作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文学前辈创作风格对我的潜移默化。我从小就喜欢看《红楼梦》和老舍先生的作品，还上小学时，就读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二马》《骆驼祥子》等小说，还看了他写的话剧《茶馆》等，他的京味儿写作风格深深影响了我。 我记得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就用的是京味儿语言。当时还是自然投稿，编辑看了我的文章，以为我是一位老北京人呢！其实，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编辑见了我，感到很诧异，问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北京土话呀？我告诉他，正在搜集北京土话，他才释然。 二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由于我的创作始终没有离开丰富多彩的北京人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生活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这些对我的京味儿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16岁便初中毕业，被学校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我的师傅都是老北京人，那会儿，每天在班上跟这些师傅们在一起摸爬滚打，他们聊天讲故事，耳濡目染，受到的都是京味儿文化的熏陶。积累了许多文学创作的素材。 我在《北京晚报》当了24年的一线记者，主办过《京味报道》《收藏》《广角》等专版。也正是从那时，我开始从一般性的即时采访报道，进入到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深层次地研究北京文化。 当时北京城进入了历史上少见的城市大改造，大批胡同被拆，大批住胡同的老北京人搬到了郊区，加上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北京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忧患，我深深感到抢救北京文化的历史责任。 那些年，我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和胡同采访，寻找搜集第一手材料，被北京人称为“胡同记者”。这一时期，我创作了大量的纪实文学作品，出版了二十多本反映改革开放后京城发生巨变的纪实文学，使我的京味儿语言创作特点更加鲜明。 前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专著《北京话》，这本书当年被评为季度中国好书，2018年12月，又被书香中国举办的读书盛典评为好书，现在已经再版，此书的大量北京土话就是我在工厂当工人时搜集的，可以说这本书我写了40年。由此可见，地域文化滋养了我，我的创作丰富了地域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地道的北京人，这些年，不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纪实文学，不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和话剧，我创作的选题和关注的视角，始终都集中在北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给了我创作的土壤，给了我施展才华的天地。是这座八百多年的帝都和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是生活在这座都市里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人，给了我创作的源泉，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和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