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太知道我祖上多少代在北京，我有一个糊涂爷爷，15岁开始就在前门拉洋车，拉到了我奶奶。太爷不高兴这么早就娶回家一个吃闲饭的，我估计没少闹气，终有一天爷爷带着奶奶跑了，一气之下到了张家口庞家堡下巷道挖矿去了，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地下党，叫吕东。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爷爷在游街时偶遇吕东，才知道介绍他入党的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冶金部部长，再相遇的时候已经被打倒了，还好，部长为爷爷出具了证明，爷爷确实是党员，脱过党，然后在批斗中又有了新材料。
    爷爷为什么脱党呢？因为我奶奶。日本鬼子占领庞家堡最怕传染病，奶奶得了一种叫“火痢拉”的病，就是痢疾，当时日本人见到患痢疾的人就要烧死。爷爷把我奶奶藏到山洞里，每天送饭，地下党弄出一批机器要送到下花园，作为地下党的爷爷跟着队伍走了，把送饭的任务交给我爸爸，我爸爸那时才六七岁，只给我奶奶送过一天饭，然后就被日本鬼子抓住了，带到军营里给糖吃，奶奶饿了一天自己从山洞爬出来到水沟找水喝，被日本巡逻兵发现了，就把我奶奶给烧了。
    爷爷得到消息，领导同意他赶回庞家堡给我奶奶安葬。爷爷再回去的时候找不到部队了，就又回到矿上继续下巷，爷爷说是继续地下闹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算做脱党的历史。这是我爷爷的身世。我父亲1962年去了大西北的一个叫“白银”的地方，火车票上叫“狄家台”，1964年接我妈和我去那里落户，我不到七周岁，所以我说像行囊一样被拎到了大西北。1999年写《屈体翻腾三周半》以后，《文艺报》的编辑要我写篇东西，我就写了《背着自己回家》，登在‪9月22日的报纸上，认识我多年的老朋友看到那篇文章有哭了的，说陆涛你挺好玩的。‬
    我知道是说我不容易，《背着自己回家》我是写我没有“故乡”，或者没有故乡感，我愿意把“白银”看作我的第二故乡，在那里整整10年，1974年回到北京。可我忘不了白银，从7岁到17岁，整整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那时兰州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有我忘不了的“银城”，放不下的“银城”，这就是“银城系列”我的情结，生命之结。
    这样我可以谈一谈《会飞的九爷》了，我关注情，关注爱，关注生命——我是说“小说”就是写“生命”的，无论大人物小人物都得死，我写“爱恨生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银城系列”一共三部，从1999年往回写到1949年，选取三个节点作为故事背景，《会飞的九爷》是在“改革开放”中，《剧终》以文化大革命为故事背景，《铃儿响叮当》选择1949年7月到10月。三个时间节点，我并没有写改革开放，没写“文革”，也没有写新中国的诞生，那过于宏大了，如此大的题材我驾驭不了，我一直写“大历史”下的“小人物”。我的小说一直在写“小人物”，可每一个在我心里和笔下都是“大人物”，真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大人物”，皇帝是吗？看我们的电影小说电视剧哪一个不是在宫里说杀谁就杀谁，“推出去斩了”成为通用台词和话语，我相信有人写的时候一定还兴致勃勃的，过瘾，爽，痛快，似乎不经意间在告诉世界我们是一个擅杀民族，而且历史悠久，有传统，从皇宫开始。
    死亡。于是我可以说到“死亡”了，三部长篇的主人公最后都死了，但在我的笔下他们都活着。我知道有一些读书人看过前面几页就翻到最后一页好知道结局，我的三部“银城系列”你先看后面是看不到主人公死的，他们没死，我保证你看到的是都活着。“小人物”不死，不会死的，永远活着。
    我推崇米兰·昆德拉说过的那句话，作家不该走到作品前面，大概是这个意思，我没记住原话，反正也是翻译过来的，我解读就是这个意思：作者不要走到作品前面喋喋不休，不是多余，简直是废话！因为作家要写的想表达的都在已经写下的字里行间里，或者字里行间外，总之就在话语里，能不能解读所有，会不会解读所有，那就不是小说家的事了。
    批评家白烨、刘大先、解玺璋三位老师从三个不同维度为“银城系列”写了如此精彩又深刻的评论文章，我一遍一遍看，一遍一遍学习，就好比我是个厨师，三位美食家精心品评，我好好学习，而且有些小激动，我可能做出了三道不错的菜，才端上第一道，专家给予专业批评，我只有学习的份儿，感动的份儿，绝无虚言，我想做一个好作家，用“银城系列”三部曲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小说家。
    我知道，而且相信寄予我创作源泉和文学生命的“银城系列”会留下什么，留下新中国半个世纪的足迹，我就说到此为止吧！我可以透露一点，如果你喜欢《会飞的九爷》，我敢保证你放不下《剧终》，忘不了《铃儿响叮当》。
    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