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石舒清那会儿，他刚由老家海原调到银川市。那时候的他，像是一个刚由黑洞子里搬出来的石像，对突至的阳光以及空气的味道不甚适应，碰到热闹的人和事以及正式场合，不知如何处置似的，动作、神情里常有张皇和恐惧。
    即使现在到银川已经这么久，他还是不能适应纷杂的城市生活，常惦记着回海原老家，过那种无人惊扰、自说自话的日子。辞了几回主席的头衔也不了了之，只好一边在城市边缘的一幢小楼里蜗居着，一边拔了电话线，躲避各种名目繁多的会议和接待，算是在两难中暂且寻得了一个安身的法子。其实，真回到家乡，他也不一定能够如愿地清净起来。一个已有点儿声响的人，来串门走动的人想来也不会少，他再也不会像早年那样，让母亲把自己的房门上挂一把锁，埋头好几天不说话，不出门，在稿纸上密密麻麻地写字。
    无疑，他在我所有认识的作家里，是最适合当作家的一位。不仅因他禀赋特异，还因为除了当作家，他别的什么都做不好。而其他作家多多少少都能够做点儿其他工作而不致出什么岔子。尤其在现在这样花样迭出的社会里，即使给他多年时间摸索，他也绝不会看出什么门道，也百思不得其解，伤的脑筋再多最终也会屡屡碰壁。因而在作家群里，他总显得更为纯粹，别人可以八面玲珑，而他永远只有两面——作为作家深邃的一面，生活中孩子般天真的一面。
    苦行的修士、暮色中冥想的老人、旷野上独自玩耍的孩子、躲到深洞里的孩子，四者合一，是石舒清的真实面目。有一位同区的青年作家，曾在为他作的序中，把石舒清描述成一个屡屡上当的无知少年。仔细想想，早年间，也有不少人为他担过那样的心。他独自出门时，怕他迷路；他买东西时，怕他多花了钱买回劣质的东西；他坐车，怕他坐反了方向。他也不停地闹出过一些笑话印证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生活中凡大众都通晓的东西，在他，不知为何总是懵懂无知，而他不管上了当或是做错了事，也只是呵呵一笑，屡屡再犯。但他作品里又显现出明察秋毫和世事洞明来，才让人恍然大悟——原来，他什么都懂的。他日常生活的潦草马虎，在于他对其他事情的过于关注。脑子总在走神，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你，像是听得很认真，实际上不知已神游何方。但专注的时候旁人是看得出的，他总显出着力思考的样子，眯起眼睛或皱着眉头，之后，话语出口，即迸出准确简洁的句子来。
    这么多年，他已养成他的一套逻辑，虽然有时在别人眼里啼笑皆非，在他却是理所应当。因此会冒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来。有一次，秋天的一个深夜，他突然想出去透透气，因为感冒，也因为天冷，他竟然随手取了骑摩托车专用的头盔来套在脑袋上。小小的一个身影，外星人似的顶个硕大的脑袋一路走过，最后立在街边的一棵树下，就这样，吓着了不少人。他还据此写了一篇小随笔，好像是说街边卖红薯的小两口怎样怎样，也不提他对人家的惊吓。刚来银川住在单位宿舍时，他常把门锁上，窗帘拉上，一般人敲门不会开，至交好友来访时才像特务接头那样把门拉开一条缝迎人进去。
    “石舒清”是他多年前给自己起的笔名，现在绝大多数人已不知道他的真名，更想不到“石舒清”原来是他的笔名。我有时琢磨，他是怎样找到这三个字的呢？石头的坚硬、舒的开阔、清的洁净，笔名本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期许或者定位，他这些年照这个方向一路走过来，笔名竟像个预言似的一点儿没有闪失。
    为他最早带来荣誉的那篇《清水里的刀子》一问世，就得到一致的认可与好评。一个普通的乡村宗教生活细节，被赋予不可言说的深意与况味日深的神秘感，由此确定了他神性写作的定位。
    《清水里的刀子》成了石舒清标志性的作品。人们也更乐意把他定位成一个具有洁净精神气质的作家，人们喜欢被那样温馨细致的文字感动着。评论界也似乎有意突出此点，而对他另外一些作品中揭示的冲突、纠葛和人性暗处的缠绕难宁则避而不谈。其实在《清水里的刀子》之后，他的小说《风过林》《暗处的力量》，都显示出了作家的另一种潜质，他与世界的幽僻角落难得的交合，在这样一些篇章里得以展示。我曾经鼓动他朝那样的方向发展下去、深凿下去，一旦穿越长长的黑暗隧道，那将是一个更加不可言说的世界，就能获得犹如卡夫卡一般的斧凿刀削的力量，直指人性核心。但他越写越轻灵，回到中国画中淡墨细描的意境中来，拈轻避重，躲过那些他自己怯于直面的黑夜，安宁地在白昼里呼吸。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他本能画一幅厚墨重彩的油画，用更沉着钝厚的力量，来认识和书写这个世界，但他似乎有意逃遁了。《清水里的刀子》的成功，对他好像是有着某种“误导”，使他偏安于此了。但我清楚，他是更应该像个孩子似的躲在洞子里做他喜欢的游戏的。他的精神世界中，其实有着常被人忽视的一面，熟悉的人，就能看到他烈火一样噼啪作响的另一种气质。就像他的随笔，尤其是日记一样三五言的随笔，方才显现出他的写作才华和真正分量。他自己也认为写作这样的东西更能直抒胸臆，淋漓酣畅。这些文字里有狂风大作，有惊涛骇浪，有灼人的火焰、飞奔的野马，有深邃莫测的夜空，还有诸多以“他”出现的神谕者，与一己交流，传讯于他人。这些随笔零零散散，他自己从未整理，也不着意示人。偶或被人看见，有人为之动容，有人视若平常。而我一直认为，比起他的小说，这些随笔可能更具备难得的神性沟通与强大深透的力量，更具有普遍性。正如他所说：“在深邃的黑暗中，我的精神与肉体都可以在两极之间，自由奔走。”
    曾经见过他的一本随笔，像是自己找来白纸装订的，大概是便于携带，只有巴掌那么大点。绿豆那么大的字密密麻麻的，爬得满满当当，没有横线，却规规矩矩地拘谨地相挨着，眼睛不好的恐怕要拿放大镜细看。而他也会突然转至另一面，收到过他的信，32开的信纸上，只有七八个字，像忽然开起来的棉桃，画画儿那样地四处绽放着，有些天马行空的样子。由此好多人断定他应该是会写几笔字的，他也的确对书法感兴趣，家里收有好多书帖，多是旧书摊上淘的，或老远地自北京图书市场背了不少回来，视同至宝。不写作的时候，他就读书看帖。据他说，写作不在状态的时候，看帖最能舒缓情绪，蕴养文思。看了多年，也不见他写一个字出来，也许是写过的，只是没有大张旗鼓地写，没有示人目的地写，写了，就藏起来或是毁掉。像我们这些没机会去他家的人，自然得不到他的一篇真迹。
    这些年来，经过磨砺，他倒不像刚来银川时那样惶惶然了。但他不喜应酬、不言是非的一面丝毫没变。以前他是最怕发言的，照实了说，怕说错，更多的是觉得无话可说；现在开的会多，难为他找到了说话的诀窍，能说到点子上，又不会伤人。给人作序、跋一类文字时，一旦答应，就全力来做，极为认真地斟酌言辞，尽量妥帖，绝无应付。
    如果说《清水里的刀子》是他写作上的一个顶峰，那么，在获奖之后，这篇作品又成为他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度。早年那样趴在炕上昼夜不停写作的劲头没有了，在写作上他变得“疏懒”许多。他好像更着意于小说之外的东西——书法、诗歌、绘画和淘书。他常因此愧疚，觉得年华如此匆匆而过，不能不给自己一个交代。
    但我们也更愿意他像一个在秘密洞穴里怡然自乐的孩子，给我们以真正的快慰和惊喜，而对形式上的写作和随之而来的荣誉漠然处之。
    就像他早年在随笔中写的：“以荒凉开端，以荒凉结尾，一切都在这荒凉之上繁衍不息。”他说，重看这大荒凉，你便能得到真实。他说，你要拿荒凉来做你心的底子。他说，热闹在荒凉上，犹如冰在水上。他说，我告诉你，我这里有这世上的经典，你最后想拿到它，不是凭着你们心中热闹的多少，而是得凭着荒凉的多少……
    但愿他能从纷繁世界中，拨开众多热闹的表象，更多地呈现出他的本来面孔，也为我们留下更多过目难忘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