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小说图像”与“图像小说” 根据上文对研究本体的诠释，我们认为可从“小说图像”与“图像小说”两个维度确定古代小说图像的研究内涵。所谓“小说图像”，指的是小说中的图像，包括插图与绣像，这是近百年来的研究传统所关注的重点；所谓“图像小说”，指的是图像化的小说，即以图像形式而非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小说文本形态，包括各种与小说相关的画像、刻像与影像，这几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两个维度都立足于小说，都倚靠于图像，但研究对象的不同必然带来理论、方法乃至目的、意图的差异。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从学科分类的视角来说，约略可分以下数端： (一)文学视野中的小说图像研究 小说图像是依附于小说的图像，作为文学的小说与作为艺术的图像之间的关系是小说图像研究的重中之重，文学视野中的小说图像研究无疑是古代小说图像研究的首要内容。具体而言，可从图像的叙事功能、传播功能、批评功能等角度入手。 叙事是图像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远古岩画的主要功能便是记载先民的狩猎、游牧、祭祀、战争等事件。图像介入小说叙事，乃其与生俱来的直观性与形象性使然。元峰子《三国志传加像序》云：“三国志，志三国也；传，传其志；而像，像其传也。三国者何，汉魏吴也。志者何，述其事以为劝戒也。传者何，易其辞以期遍悟。而像者何，状其迹以欲尽观也。”(28)此序阐述了“正史”、“小说”与“图像”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小说的《三国志传》，是对作为正史的《三国志》的通俗化叙述，通过“易其辞”来实现“以期遍悟”的目的；作为图像的《三国志传》绘像，则是对作为小说的《三国志传》的图像化叙述，通过“状其迹”来达到“欲以尽观”的目的。从现实功用来看，“易其辞”与“状其迹”都是降低正史阅读难度的手段，但后者显然技高一筹，因为相对于文字(“辞”)来说，图像(“迹”)更加通俗易懂：“悟”需要理性思考，而“观”则一目了然。从叙事角度考察小说图像，有必要思考几个问题：小说图像中图像叙事的原理是什么?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如何?图像小说中图像叙事的原理又是什么?图像与媒介的关系如何?(29) 古代小说的传播有三种方式：文字传播、口述传播与图像传播。文字传播以文字为媒介，受制于读者的文化程度，难度最大；口述传播通过语言口耳相传，听众跳出了文字的樊篱，却又受到语言转瞬即逝、不易保存的桎梏；图像传播依赖线条与色彩，既避免了文字传播抽象难懂的短处，又化解了口述传播转瞬即逝的难题，因而效果最好。正因为图像叙事通俗易懂，如绣像可以帮助读者认识小说人物，全像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故事情节，所以借助图像，小说的传播更加便捷。古代小说借助图像进行传播的原因，有人总结为“盖读小说者类多妇孺，其于文章不能贯串函泳以窥其妙，往往数四展诵，未得旨趣，不得不藉图以传之”(30)。此说未必深刻，但妇孺识字不多，不得已借助图像阅读小说却是事实。余象斗刊刻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便采用了1242幅图像，这实际上已成了一部小说连环画，即便是不看图像下边的文字，也大致能够看懂小说的故事情节。除了利用静态的书籍插图促进小说传播，动态的影视图像也是小说传播的有效途径。以影像讲述小说故事，同样历史悠久。姜夔《观灯诗》云：“纷纷铁马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战年。若使英雄知□事，不教儿女戏灯前。”(31)描述的是走马灯上的三国故事。瞿佑《看灯词》云：“南瓦新开影戏场，满堂明烛照兴亡。看看弄到乌江渡，犹把英雄说霸王。”(32)描述的是皮影戏中的两汉故事。时至今日，根据古代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客观上促进了古代小说的传播。此外，小说图像除了传播小说人物与故事，还是小说版本流传的重要见证。根据小说图像中的题榜、钤印、款识、刻工等信息，我们能够大致判断小说版本的产生年代与版本之间的递变。比如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是现存最早的《西游记》刊本，有图197幅，其中第54幅题“波月洞江流僧脱难”。“江流僧”是玄奘幼年被金山寺长老收养时的称号，世德堂本并未提及玄奘出身这段经历。康熙年间汪象旭评本《西游证道书》以世德堂本为基础，增加了“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一回，完整交代了玄奘的出身经历。世德堂本的文字中没有、但图像中却提及了“江流僧”，这说明图像并非世德堂本原创，很可能是借用了此前的版本，且该版本中已有关于玄奘出身的叙述；而《西游证道书》中所载唐僧的出身经历，也可能并非汪象旭杜撰，而是另有所本。传播视域中的小说图像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收集器物图像与影视图像。解读图像时需要思考如下问题：图像作者如何把握对小说文本的忠实度?如何理解并处理图像与文字、声音之间的关系? 小说图像是图像作者对小说文本的再度阐释，融入了图像作者的阅读体验与情感表达，它原则上要求忠实于文字所描述的世界，但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图像作者的主观想象，它与常见的批评形态评点与序跋一样，承担了批评的功能。所谓“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33)。因此，在小说图像的制作过程中，画面内容的选择、构图比例的安排、光线明暗的调配等，都暗含了作者对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等方面的认知和理解，在一幅绘刻精工的图像中，甚至连细枝末节都有深意在焉。《隋炀帝艳史》“凡例”云：“锦栏之式，其制皆与绣像关合。如调戏宣华则用藤缠，赐同心则用连环，剪彩则用剪春罗，会花阴则用交枝，自缢则用落花……宇文谋君则用荆棘，贵儿骂贱则用傲霜枝，弑炀帝则用冰裂，无一不各得其宜。”(34)图像中的“微言大义”可见一斑。“无论插图编者有没有意识到，插图编绘的各个关键环节都要求插图作者对小说文本做出筛选和回应，这使得小说插图与生俱来地带有了批评的特性。其批评的有效性不在于树立何种深奥的理论，而在于借用图像特有的形式与‘语法’规则对文本进行最为直观的阐释、评价或者情感抒发，进而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和鉴赏。”(35)由于图像描绘的内容建立在文字业已建构的经验世界之上，对图像内容的理解不能脱离小说的具体语境，因而从批评角度解读图像的含义，对于“有意味的形式”，不妨深入挖掘其中的比兴寄托；对于制作过程中的俗套与程序，则不宜过度阐释。 (二)艺术学视野下的小说图像研究 小说图像用线条与色彩来描绘小说内容，因而又属于艺术学范畴。事实上截至20世纪90年代，小说图像研究基本上是作为版画研究的附庸出现的；90年代以后才从版画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之学。 小说图像的生成要经历一个二度阐释的过程。以小说插图为例：首先是画家作为小说读者对小说所作的阐释，然后是刻工作为图画读者对图画所作的阐释。前者用画笔将其对小说的审美体验描绘于纸上，后者再用刻刀将其对图画的审美体验镂刻于板上。在这个过程中，图画的空间营造、视角选择、构图比例、造型设计、光色调配，以及节奏、意境、风格、版式等诸多因素，都会对小说图像的效果与质量产生影响，一幅精美的小说版画需要画家与刻工的通力协作才能完成。画家与刻工的艺术水准与审美趣味，形成了小说版画的风格流派。比如建安派大多采用上图下文式，画面狭窄，线条粗实圆满，人物造型简陋，风格古朴稚拙，如万历年间刘莲台刻本《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金陵派多采用单面方式或双面连式，画面开阔，线条粗壮有力，人物造型突出，风格豪迈泼辣，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刘希贤刻本《新刻全像音注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武林派一般采用双面连式，画面开阔，线条细腻清晰，人物表情细致入微，风格婉约含蓄，如崇祯年间项南洲刻本《新镌全像孙庞斗智演义》。在小说图像最为发达的明代，一些著名文人画家如唐寅、仇英、陈洪绶、丁云鹏等人也参与小说版画的绘刻，使得许多制作精良的小说图像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艺术学视野下的小说图像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如从版画艺术角度研究小说版画的作者(如画家与刻工的身份考订)、小说版画的制作(如木版、铜版、石印诸种版画的工艺流程)、版画艺术的理论与历史(如风格、流派)等。至于从影视艺术角度研究古代小说的编创，更是当今读图时代的重要课题。 (三)其他学科视野中的小说图像研究 文学与艺术学视野中的小说图像研究，侧重点在于小说图像的生成方面。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小说图像本身所承载的信息，借助图像去还原小说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36)。长期以来，学界对图像所承载的信息内容缺乏足够的关注，郑振铎先生半个世纪以前就指出了此种不足：“史学家仅知在书本文字中讨生活，不复究心于有关史迹、文化、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之真实情况，与乎实物图像，器用形态，而史学遂成为孤立与枯索之学问。论述文物制度者，以不见图像实物，每多影响之辞，聚讼纷纭而无所归。”(37)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图像中的隐秘世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巫鸿先生通过考察武梁祠石刻的图像内容来研究汉代思想、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借助图像资料来还原不同时期的社会体制与思想意识。(38)葛兆光先生指出，“图像资料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辅助’文字文献，也不仅仅局限于被用作‘图说历史’的插图，当然更不仅仅是艺术史的课题，而是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39)结合古代小说的题材内容，我们可以从不同学科视野分析小说图像的思想内涵，如从历史学角度去分析历史演义的图像，可以佐证相关的历史事件，如根据《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等小说的图像，可了解天启、崇祯年间阉党乱政的相关情况；从民俗学角度去分析世情小说的图像，可以了解古代的世态人情与风俗习惯，如根据《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的图像，可了解明清两朝有关饮食、服饰、节令等方面的特点；从法学角度去分析公案小说的图像，可了解古代的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如根据《龙图公案》、《明镜公案》等小说的图像，可从公案、屏风、主审官、陪审官、受审人、胥吏、刑具等方面还原古代的审讯场景；从宗教学角度去分析神魔小说的图像，可了解古代的宗教思想、宗教观念与宗教文化，如借助《西游记》、《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等小说的图像，可了解观音形象的演变；从军事学角度去分析涉及战争题材的小说图像，比如根据《西湖二集》绘刻的“火药桶”、“满天烟喷筒”、“飞天喷筒”、“大蜂窠”、“火砖”、“火妖”等海防武器图及文字说明，可以还原古代的兵器制作及备战情况。完全可以这样说，古代小说图像的合理利用，将在许多领域延伸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值得注意的是，“图像证史”具备一定程度的风险，借助图像来还原小说所描述的客观世界，需要提防所谓的“图像陷阱”，即“图”与“文”之间的背离。图像内容有可能只是图像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图景的投射，不一定完全与文字作者描述的真实情状相吻合，如元代至治年间刊本《秦并六国平话》等五种话本小说，文字讲述的是先秦两汉的故事，而图像中的人物服饰与房屋建筑等却具有宋元风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