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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之缓和 如果说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的交恶是由于其成员唐顺之，那么王世贞同唐宋派关系的和缓，恰恰也是因为其成员的参与，此人即是唐宋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归有光①。王忬去世的次年，归有光应吴地士大夫所托，摒弃了与王世贞因文学持见相左而产生的不快，为他的父亲撰写了《思质王公诔》，并感慨道：“呜呼哀哉!疆场之事，何岁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衰，如转圜走。先公鼎贵，公仍其后。两世同官，复凌其右。继以二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谁能无垢。”[17]683他在诔文中既表达了对王忬罹难的同情，同时也对王世贞兄弟二人给予了称许，可见此时归有光与王世贞的关系已初露缓和之机。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以六十岁高龄得中进士后授官长兴县令，王世贞还特意赋诗《送归熙甫之长兴令》以壮其行，此后两人也一直保持有书信往来。归有光去世后，王世贞还为他作了像赞：“赞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剪缀帖括，藻粉铺张。江左已还，极于陈梁。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8]179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归有光的文章，王世贞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的。虽然像赞的原话经钱谦益改换后已成为一段公案，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对此也进行过辩驳，但王世贞在赞语中对归有光的认可是真实的，当年关系紧张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晚年的两人终于握手言和，大有鲁迅先生所云“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之意。 隆庆四年(1570)李攀龙去世，王世贞成为实际执掌文坛的盟主，父难的影响以及心态的变化，使他逐渐褪去了早年尖锐的锋芒，不再乐于仕途，而是退居到弇山园中过起了闲散悟道的生活。与心境的转变相契合，这一时期王世贞的文学创作，早年的现实主义风格逐渐隐退，富于闲适气息的作品则悄然增多，他的文学主张以及出处行事也有了不同以往的改观，加之归有光所起到的良好作用，王世贞与唐宋派的关系也开始渐见缓和，不仅对唐宋派的打压消失了，而且与后期唐宋派文人的交游也日益增多，甚至还在一定范围内肯定了他们的文学思想。当是时，唐宋派的中坚王慎中、唐顺之均已谢世，对于曾经颇有怨恨的唐顺之，王世贞收敛起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展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并对唐顺之的仕途不顺表示同情。在《首辅传》中他指出唐顺之加入严嵩麾下，乃是迫于境遇的潦倒无奈，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所为，而非主观意愿：“(严嵩)晚节知天下人怨之，间舍旧郗而收录知名士，若故编修唐顺之、中允赵贞吉等皆以沦落为感，不自觉入其彀。”[18]472他还在心学的角度认可了唐顺之的才学：“罗达夫、唐应德材高而亦能尊文成公学而稍出入焉，时时过从，公与之扬扢，青衿受业者众。”[8]872虽然他本人未曾直接在文献资料中留下任何与唐生冰释前嫌的文字，但在他的儿子王士骐那里，我们解读到了隐藏在背后的王世贞：“或谓顺之失身严氏，且有怨于子之先人，何轻吐其不平也。顺之失身严氏，意者枉尺直寻乎?于时九边练兵，总之寻常套数，顺之胸中素具甲兵，以实求之，未免求全于蓟镇而不知九边之皆然也，何私怨之有?士大夫不要钱、不怕死、不求做好官，一腔热血每恨挥洒之无地，此何为者?不过欲以身殉国耳。臣不佞，深有感于顺之也。”[19]433这番翻案之语不仅没有将唐顺之作为王氏的罪人来看待，更难能可贵的是还肯定了唐顺之一心为国家着想的精神，可谓是对流传已久的“王唐之隙”说做出了最终的回应。可以想见王士骐此语的背后，无疑是王世贞在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所致。至此唐顺之的功业才得到了肯定和认可，晚节问题也重又得到了更正，王世贞与唐顺之的恩怨也就此告一段落。 至于唐宋派的其他文人，王世贞也与他们恢复了正常的文学交游，他曾自述与茅坤父子均有交情，并称赞茅坤在文学之外亦有才术：“吴兴有茅鹿门先生，其居官所，至负才术，顾厄于谗，不获究，归而以文学收远近声。其伯子翁积能嗣茅先生为文，而以不胜任侠夭，父子余俱识之。”[8]702茅坤将自己的文集付梓后曾赠予王世贞赏鉴，得到了王世贞的高度评价：“承大诲谆谆，拜诵《白华楼续稿》，神气殊王，毗陵之后，主盟独公矣。《史记》题评斟酌二君，更自有入心语，异时倘有所进，固公之余惠也。”[8]716在给吴国伦的信中，王世贞也表现出对王慎中诗文的兴趣：“王道思遗诗文，烦为访录，全本相寄。”这种出于纯粹文学层面的探讨和往来，摒弃了前嫌和派别之见，似乎更能抵达文学的真实本质。 回顾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的整个脉络，王世贞年少气盛时在李攀龙的影响下形成了最初的文学价值观，由于受到宗派意识的局限，对“非我族类”的唐宋派持有排外的倾向；中途历经父难之祸，牵涉到唐宋派文人唐顺之，因而难免沾染有个人的主观情感，在品评之时陷入了因人废言的极端；后又因与归有光的交往以及心境的趋于平和，最终与唐宋派恢复了正常的文学往来。故而从王世贞与唐宋派的交往过程来看，个人交游和政治事件是促成他对唐宋派态度发生转变的两大重要因素，这是他在复古派与唐宋派论争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个体独特性。然而王世贞的言行举止同样体现出后七子文学价值观的共性，整个文学流派的宗旨并没有因为王世贞个人行为的介入而发生大的理论转变，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的起落离合，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折射出了后七子复古派与唐宋派的角力争锋。 如果将后七子与唐宋派共同置于明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视野下，从流派属性以及理论创见的角度来综合分析，又会发现历来被认为是处于互相对抗状态的这两个文学流派，其实具有颇多共性：论源头，皆由于对前七子的效法；论宗尚，又不出对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的追随。可以说作为复古主张的拥护者，后七子与唐宋派似异而实同，他们之间的论争与其说是文学流派之间的抗衡，倒不如说是文学集团内部的探索与修正，诚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古文家虽抛弃了秦、汉的偶像，却仍搬来了第二批偶像‘唐、宋八家’等，以供他们崇拜追摹的目标；依然不曾脱离掉广大的奴性的拟古运动的范围。不过，由艰深而渐趋平易，由做作过甚而渐趋自然，却是较近人情的一种转变耳。真实的完全摆脱了‘迷古’的迷障的，确要推尊到公安派的诸作家。”[20]801唐宋派虽师承前七子而来，却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放眼文坛，在与当时流行的心学思想发生碰撞后，发现了复古理论的偏颇与失衡，故而在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方面逐渐与前七子复古派分道扬镳。而李攀龙、王世贞所引领的后七子文人，则未能认清文学发展的趋势，仍然遵循着已有的旧制而不加改变，任何对前后七子复古理论的非议都有可能招致他们的不满和攻讦，以至对稍有逾矩如吴维岳者，竟然也被后七子阵营除名。可见后七子在文学主张方面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远不如唐宋派包容。 王世贞初入文坛时年轻才盛，涉足文坛的经验并不丰富，难以对文学发展的宏观进程有清晰的把握，加之李攀龙的强烈影响以及宗派意识，故而这一时期王世贞对唐宋派的批驳，更多呈现出的是集体色彩，代表了后七子对文学集团内部新变的质疑与拒绝；李攀龙去世后，王世贞成为文坛的实际领袖，丰富的文坛经验使他逐渐认清了未来的发展趋势，理解并认可了集团内部产生的新思潮，因而这一时期王世贞对唐宋派的宽容，展现出了他的个人意识，更为文坛今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导向。钱谦益曾评价王世贞：“少年盛气，为于鳞辈捞笼推挽，门户既立，声价复重，譬之登崚阪、骑危墙，虽欲自下，势不能也。迨乎晚年，阅世日深，读书渐细，虚气销歇，浮华解驳，于是乎淟然汗下，蘧然梦觉，而自悔其不可以复改矣。”[21]436牧斋此语或许并不能完全概括王世贞一生的文学取舍和走向，但从反映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的角度来说，还是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的。 王世贞对唐宋派，经历了从原本的典论平实，基本公允，到唐顺之事件带来的因人废言，有失偏颇，再到抛却私人恩怨之后的重回正轨，倾心相折。由此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王世贞作为文坛盟主的巨大影响力，更看到了一个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的王弇州，他的文论主张并非一成不变的泥古不化，而是富于积极吸纳与自我更新的能力，这也恰恰是容易被我们的程式化思维所忽略的一点。从这一意义来讲，本文所探讨王世贞与唐宋派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展示了个人遭际在文学争鸣中的历史印记，更体现出王世贞作为宗主对文坛新风从迟疑到接纳的变化过程，这是他文学思想成熟之后的自然选择，更是文学复古运动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