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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小说《隋史遗文》的成书年代，一般论者据作者自序署年断为明崇祯六年(1633年)。但是，根据小说突出宣扬“乱世英雄易代择主”的主张和小说评语“通夷见戮”之说，与明末崇祯年间的政治语境十分抵触，却与清初贰臣哲学恰好契合，故判断《隋史遗文》成书于清初。 关 键 词：《隋史遗文》/袁于令/“通夷见戮”/贰臣/清初/清社士人/“屠城” 作者简介：石雷，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 小说《隋史遗文》的成书年代，一般论者均据袁于令自序断为明代崇祯六年(1633年)。但是，此论断有诸多可疑之处。《隋史遗文》讲述秦琼等瓦岗寨英雄助李世民兴唐的故事，虽是一个传统的话题，但不是明代“说唐”故事的变述，而是注入作者袁于令的主观情志的创作。《隋史遗文》的主题意蕴与明代的政治语境颇多龃龉之处，其中，乱世英雄易代择主的迷惘与难言之隐，以及对忠臣可事二主的变通哲学，与崇祯年间名节观念亢奋的氛围格格不入，倒是与清初的贰臣心态颇为吻合。本文暂且不论小说主题的取向，只想就作品提到的“通夷见戮”和“屠城”之说，再结合袁于令的身世境遇及其他因素，可确定该小说成书不可能在明末，而应在清初。具体分析如下。 一、为“通夷见戮”辨白的清初士人心态 《隋史遗文》的主角秦琼在此前的“隋唐”小说中，并不是一个重要角色，袁于令将其彰显出来，又特别详写了他落寞的遭遇及乱世择主的坎坷艰难，在忠义与立身两难面前的内心隐衷，这显然不是简单的讲史，而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隋史遗文》第三十八回写征战高丽事，宇文述诬陷秦叔宝“久屯夷地，与夷交通”，以“通夷纵贼”罪名欲将秦叔宝处斩，幸得来总管及时相救方免于难。宇文述谋害秦叔宝，其实是要报杀子之仇，当年秦叔宝曾杀掉宇文述作恶多端的儿子。此回回末总评曰： 要报子仇，便有通夷一说。然则从来以通夷见戮者，岂尽此类耶!妄谓真通夷者，断不被祸。外交足以应手，重赂可以结援。其被祸者，大都敌国所忌，奸徒所憎耳①。 这段评论与小说情节有明显的疏离。秦叔宝除了与高丽作战外，并没有与高丽有过其它交往，所谓“外交足以应手，重赂可以结援”，与秦叔宝其实一点也沾不上边。评论说“其被祸者，大都敌国所忌，奸徒所憎耳”，“奸徒”指宇文述等人可以说得通，但“敌国所忌”，在情节中却找不到丝毫的文字依据。特别是“以通夷见戮者，岂尽此类耶”一句，小说中秦叔宝虽然险些以“通夷”被戮，但毕竟最终没有被戮，此论从秦叔宝个案引申到一般，认为从来因“通夷”被杀都是冤案，而且反证以真通夷者断不被祸，其旨意已不在《隋史遗文》情节之中，而在小说之外。 确定袁于令《隋史遗文》成书不会早于明崇祯六年，还有许多历史事实的证明。所谓“通夷见戮者”，明代历史上只有一个崇祯三年(1623年)被杀的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兼辽东督师袁崇焕。袁崇焕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天启六年(1626年)出任辽东巡抚，镇守宁远，曾孤军大败努尔哈赤，是当时明朝唯一能挫伤清军锐锋的帅才。因遭魏忠贤阉党忌恨，被迫辞官。崇祯皇帝即位后加以重任，将辽东抗清事宜全部托付之。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军绕过袁崇焕防线，从辽西经由哈喇慎部，突破喜峰口，攻占遵化，北京城已暴露在清军之前。造成这种危局，作为蓟辽督师的袁崇焕自有其责任。阉党余孽乘机生事，百般攻击和诬陷袁崇焕，加上皇太极袭用《三国志演义》“蒋干盗书”的离间计，让被俘太监带给崇祯皇帝一个信息，说袁崇焕与皇太极密约，故意引清军入于京师。崇祯皇帝愤怒地逮捕袁崇焕，崇祯三年八月以“通虏谋叛”罪磔之。这当然只是一些基本史实，具体的辨析有待专文详论。 《隋史遗文》署时为崇祯六年(1633年)。这至少证明袁于令成书应在袁崇焕“通虏谋叛”被杀之后。袁崇焕之死，是震彻朝野的大事，张岱《袁崇焕传》记叙袁崇焕被磔时，“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犹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1]这段描写血腥到几乎泯灭人性，北京百姓将战争失利的责任全部加到袁崇焕一人身上，盲目的“爱国”情绪被煽动到失去人性的程度，可知当时人们相信其“通虏谋叛”之深。袁于令在此事之后说“通夷见戮”，所指袁崇焕无疑。 但是，袁于令不可能在明朝尚存的时候说这番话。他说：“从来以通夷见戮者，岂尽此类耶!妄谓真通夷者，断不被祸。外交足以应手，重赂可以结援。其被祸者，大都敌国所忌，奸徒所憎耳。”这番话不可能出在崇祯年间。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崇祯年间尽管有人怀疑袁崇焕“谋叛”的真实性，但却没有人敢于对处死袁崇焕提出异议。据史书记载，崇祯皇帝宣布对袁崇焕“依律磔之”，“依律，家属十六(岁)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时，内阁辅臣均附和说“其罪不宥”，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著名历史学家孟森《明清史讲义》第二编第六章第四节“专辨正袁崇焕之诬枉”曰：“袁崇焕之狱，已叙于上节。然三百年来，公论不定，一繙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堕入五里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相及者之言以为断耳。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而崇焕之被谤，则于温、钱相倾之门户旧套以外，又多一虚憍爱国者之兴奋，为清太宗反间所中，久而不悟，虽有正人，只能保钱龙锡之无逆谋，不敢信袁崇焕之不通敌。”这段分析理据严正，值得注意。处死袁崇焕后，崇祯皇帝戒谕群臣：“袁崇焕通虏谋叛，罪不容诛。尔廷臣习为蒙蔽，未见指摘。今后有朋比行私，欺君罔上者，三尺俱在。”[2]廷臣诚惶诚恐，唯有顿首诺诺而已。崇祯皇帝死后，南明弘光朝廷即正人君子亦持“通虏谋叛”之论。时吏部尚书徐石麒上疏谈到袁崇焕云： 迨先帝(崇祯)初立，意在灭敌，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不之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3] 徐石麒在天启年间因抗魏忠贤而著清望，崇祯时因救熊开元、姜埰而落职，南明弘光朝任吏部尚书，为权奸马士英所不容。此疏对袁崇焕的认识，可以代表当时朝野的一般见解。 明朝(包括南明王朝)覆亡之初，对袁崇焕的看法还没有多大改变。崇祯时官锦衣卫的王世德，在明亡后所作《崇祯遗录》记此事，只认为“谋叛”罪名不实。其文曰： 督师袁崇焕，初授大学士钱龙锡意旨，绐杀总兵官毛文龙。中军何可刚曰，是谓三不幸。崇焕问之，曰：“生文龙天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未几，京师警，崇焕入援，召对平台，赐貂裘、彩币、银牌。兵屯畿南，一战败绩，复召讦曰：“尔擅杀大帅，已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着锦衣卫拏问。总兵祖大寿、何可刚闻之，引兵去。先是，巡捕营获一木工，云崇焕谋反，以为谍事下镇抚司。掌刑指挥李若琏鞫得其枉，奏之，复下锦衣卫以为实。于是喧传崇焕谋反，人人切齿。及行刑，百姓脔食其肉。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 如果《隋史遗文》成书于崇祯六年，亦即袁崇焕被处死的三年之后，崇祯皇帝还在位，在人人喊诛之的民情民意面前，袁于令纵然洞悉袁崇焕为冤杀，也不敢说“从来以通夷见戮者，岂尽此类耶”的话。这个话在崇祯年间很可能被指为与袁崇焕一党，带来杀身之祸。跻身清流而又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于令，决不是此等见义勇为的刚烈之士。 第二，关于皇太极使用离间计，让袁崇焕蒙上“通夷”罪名，借崇祯皇帝的手除掉自己的心腹大患，这个秘密是在清朝鼎立之后才大白于天下的。崇祯年间，世人尽可以质疑袁崇焕谋反，却不可能猜知是“敌国所忌”而施之计。这件事在清顺治初年才从宫廷中透露出来的。当时新朝宣扬皇太极(太宗)善于用兵，才将皇太极的反间计公诸于众。 《明史·袁崇焕传》亦据此撰写，并评论曰：“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历史没有办法真的回溯，所以，袁崇焕就在这种双方战略的争斗中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袁于令说“通夷见戮者”，“大都敌国所忌，奸徒所憎耳”，完全符合事实。“敌国所忌”指后金皇太极视袁崇焕为劲敌，“奸徒”指在诬陷袁崇焕事件中煽风点火、兴风作浪的阉党余孽。袁于令对于袁崇焕“通虏谋叛”一案作如此言简意赅的概括，只能是在了解全部内情之后，也就是说只能在清朝定鼎之后。 也许有论者会质疑曰：既然写于清初，文中为何会称清朝前身为“夷”，此难道不是明朝人对后金的称谓吗?其实，这并不奇怪。只要看一看清顺治年间的小说，比如《无声戏》第十一回《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回末总评有云：“然而作小说者，非有意重奴仆，轻子孙，盖亦犹春秋之法。夷狄进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于夷狄则夷狄之。知《春秋》褒夷狄之心，则知稗官重奴仆之意矣。”作者李渔，此论系指满清入主中原的现实，他并不忌称“夷狄”，即为佐证。顺治年间，清朝虽已在立国，东南和西南相当一部分地域尚未实施有效统辖，用军事统一中国是朝廷首要的任务，文化方面的问题还来不及顾及，客观上便形成一种思想言论相对自由的局面。那个时期的小说，如《清夜钟》《照世杯》《闪电商》《觉世棒》《无声戏》等等，都有令清朝忌讳的文字，因此后来都遭到禁毁，即使留存下来也都是肢体不全的残本。这些作品的作者，包括袁于令在内，即便归附新朝，但他们毕竟都是旧朝的汉族人，反映思想意识的用词不会顷刻间荡涤一新，某些地方流露出夷狄之别，是很自然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