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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之交恶 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后七子复古派的形成要略晚于唐宋派。大约在嘉靖中期，这批年轻的进士意气风发，在文坛掀起了一股复古之风：“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王世贞初释褐，先芳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明年，先芳出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誉入，是为五子。未几，徐中行、吴国伦亦至，乃改称七子。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4]7377-7378此时的唐宋派诸家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政坛都可谓是浸染日久的前辈，尤其在文学领域，王慎中、唐顺之的文章还曾一度成为士人效仿的典范。伴随着后七子的兴起，唐宋派却逐渐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于鳞辈当嘉靖时，海内稍驰骛于晋江、毗陵之文，而诗或为台阁也者，学或为理窟也者，于鳞始以其学力振之，诸君子坚意唱和，迈往横厉，齿利气强，意不能无傲睨。”[5]267尽管王慎中于李攀龙还有师生之谊，但李攀龙并不认可他的文学持见：“晋江王慎中来督山东学，奇于鳞文，擢诸生冠。然于鳞益厌时师训诂学，问侧弁而哦若古文辞者，诸弟子不晓何语，咸相指于鳞‘狂生狂生’。于鳞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谁当狂者?’亡何，举其省试第二人。”[6]3914李攀龙自己也在文章中批评王慎中、唐顺之为文不可取：“以余观于文章，国朝作者，无虑十数家称于世。即北地李献吉辈，其人也，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今之文章，如晋江、毗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盛相掩。”[7]491以李攀龙为盟主的后七子复古派，在指摘唐宋派文学观念的同时，还极力打压文学集团内部的持见相左者，以确保后七子复古理论的纯粹性，从这一点来讲，后七子复古派无疑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例如作为唐顺之弟子的吴维岳，不仅被后七子除名，更因为其身份的差异多次遭遇李攀龙不予面见的尴尬：“而峻伯数使候于鳞，辄谢病不复见。余得交关其间，以谓于鳞。于鳞曰：‘夫是膏肓者。有一毗陵在，而我之奈何?为我谢吴君，何渠能舍所学而从我?’峻伯不尽然，曰：‘必是古而非今，谁肯为今者?且我曹何赖焉?我且衷之。’故峻伯卒而新都汪伯玉著状云：‘济南以追古称作者，先生即逡逡师古，然犹以师心为能。其持论宗毗陵，其独造盖有足多者。’所谓毗陵，则武进唐应德也。”[8]664甚至在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中，也仅仅收录了唐顺之的八首诗歌，而王慎中则一首未收，这与大量收录前后七子作品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此不难发现他刻意复古的鲜明的宗派意识。 王世贞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由李先芳引介而结识李攀龙，他在入社时于文学主张各方面自觉向李攀龙看齐，元美自述云：“世贞二十馀，遂谬为五七言声律。从西曹见于鳞，大悔，悉烧弃之。因稍劘刿下上，久乃有所得也。”[9]86《艺苑卮言》作为王世贞早年文学批评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其中对唐宋派文人既有“晋江毗陵藻税六朝之华”的肯定，也不乏指摘和批评，往往呈现出一种先扬后抑的态度：“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构华焕，巷空宛转，第匠师手不读木经，中多可憾。”[10]281“晋江出曾氏而太繁，毗陵出苏氏而微浓，皆一时射雕手也。晋江开阖既古，步骤多赘，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逊曾氏也。毗陵从偏处起论，从小处起法，是以堕彼云雾中。”[10]235又如他评价唐顺之：“近时毗陵，一士大夫，始刻意初唐精华之语，亦既斐然。中年忽自窜入恶道，至有‘味为补虚一试肉，事求如意屡生嗔’；又‘若过颜氏十四岁，便了王孙一裸身’；又咏疾则‘几月囊疣是雨淫’；阅射则‘箭箭齐奔月儿里’；角力则‘一撒满身都是手’；食物则‘别换人间蒜蜜场’等语，遂不减定山。”[11]如果说在《艺苑卮言》中王世贞对唐宋派褒贬结合，持论尚且公允的话，那么在私下友人间的书信往来中，则更多地显示出批判的倾向。根据徐朔方先生考证，王世贞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结识俞允文，此后他在给俞允文的信中对唐宋派的风行表示了不满：“仲蔚足下亡恙。长沙新建，据高收广，挟声起听，号为霸儒。逮迩晋江、毗陵欻起，创立耳观之辈蝇袭若狂，五鹿岳岳，畴能折角哉?仆每心语，未尝不扼腕发噫也。”[9]160又如他在书信中附和李攀龙，对唐宋派文人的批评和不屑可谓溢于言表：“足下所讥弹晋江、毗陵二公及其徒，师称而人播，此盖逐影响寻名迹，非能心覩其是也，破之者亦非必输攻而墨守，乃甚易易耳。吴下诸生则人人好褒扬其前辈，燥发所见，此等便足衣食志满矣，亡与语汉以上者。”[9]2袁宏道亦曾指出，唐顺之在当时为李攀龙、王世贞所不取：“有为王、李所摈斥，而识见议论，卓有可观，一时文人望之不见其崖际者，武进唐荆川是也。”[12]695至于归有光目王世贞为“妄庸巨子”一事，更是引发了一场二人乃至两个文学流派之间的互相攻讦，促成了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激烈对撞。王世贞结识李攀龙之前的文学主张，由于材料所限，或许尚难捕捉，但毋庸置疑的是，结社之后的王世贞受到李攀龙的极大影响，对唐宋派的批判要远大过褒扬。 王世贞与唐宋派的关系因为结交李攀龙而产生一变，更因为王世贞个人恩怨的介入而愈发变得紧张，因此本文在讨论王世贞与唐宋派关系时，不仅要关注到王世贞作为后七子领袖的导向作用，同时也特别注意他在个人感情支配下的人格独特性，希望以此来还原历史上真实而立体的王世贞。王世贞的父亲王忬时为蓟辽总督，嘉靖三十八年(1559)滦河失守，虏人大扰边境杀伤过当，王忬被弹劾练兵不力，次年，世宗一怒之下将他下狱论斩。关于王忬之死，学者们此前多有论断，一方面认为世宗对王忬的失望是主要原因：“忬才本通敏。其骤拜都御史，及屡更督抚也，皆帝特简，所建请无不从。为总督数以败闻，由是渐失宠。既有言不练主兵者，益大恚，谓：‘忬怠事，负我。’”[4]5399另一方面，则由于王忬平素便与严嵩不睦，督边不力一事正巧成了严氏发难的把柄，王忬由此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笔者在此基本同意这一推断，但需要补充的是，在王世贞看来，严嵩固然是父亲冤亡的始作俑者，不可忽视的是这中间还有一名书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个人恰恰是属于唐宋派的唐顺之。王忬过世后八年，王世贞在为父亲所作的行状中，暗示了唐顺之的所作所为：“郎有某生者久废，暴从幸臣文华起，乃以谓相嵩。相嵩复阳惊曰：‘边事弊乃尔耶?’于是指授兵部，疏令某生出按蓟卒所以不练状，而某生至则风府君曰：‘足下何所失相君指耶?’府君唯唯，既行驻昌平，再书贻府君曰：‘不佞将入矣，何辞以复相君?’府君曰：‘吾业已失相指，何复为?且某长者，吾不敢以污请。’竟不答，而某生入为疏，则盛言戍卒当练，不宜以调发疲各边，而毁府君不事事。”[9]578王世贞在文中虽未具体指名，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难判断“某生”即是指唐顺之。徐学谟更是加入了文人惯有的想象和夸张，将当时唐顺之趋附严嵩的情形描摹得绘声绘色：“比滦州大衂，诸中贵及官人家被伤者日号泣上前，上已心动，谕严嵩曰：‘忬不忠，理不可宥，非朕用人之不终也。’时已有诛意。及兵部郎中唐顺之行边，嵩饯之于直所，指饮薏苡酒谓顺之曰：‘酒为王某所馈，酒则一年佳一年，官则一年不如一年也。’此或嵩偶然语耳，而顺之误信嵩必欲中忬。比行边回奏，于论忬处参语独多。先托其门生白启常呈嵩子世蕃，世蕃诧曰：‘若王某如唐君所言，即当就擒矣。’稍为更削其草，止存‘一卒不练’等十六字。”[13]337-338朱国祯则在《涌幢小品》中指出王忬与唐顺之其时已有隔膜，这不仅为王忬罹难埋下了祸根，也使得此后王世贞厌恨唐顺之成为可能：“先生以郎中差往蓟州阅视士兵，时总督则思质王司马也。先生自以学达天人，才兼文武，又前辈也，出山任事，目中已无司马。司马自以名位已重，主眷甚隆，又世家也，乘时立业，视先生为下僚老儒，其不相得，固宜。及司马受祸，弇州兄弟以‘一卒不练’之旨，归怨先生。”[14]319因严嵩党羽赵文华举荐而出仕的唐顺之，按边期间还与严嵩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参与了严嵩的陷害活动，故而在整个父难过程中，难免会招来王世贞的怨愤。 也许正是由于与唐顺之的结怨，使得王世贞对唐宋派的其他成员也心存芥蒂，至此王世贞与唐宋派的关系便又恶化了一步。黄景昉曾对王忬事件做过较为公正的评判。他认为唐顺之虽是无意而为之，但造成了王忬的冤杀确也是事实，同时他还提到王世贞对此事耿耿于怀，并以文学为武器向唐宋派发起了攻讦：“王忬得祸缘唐顺之。唐起兵部，稽核蓟、辽师，负宿学，而王亦以早贵功高，嚄唶不为下。因有‘一卒不练’谤，世庙素绳边吏严，唐虽无意杀王，所云‘伯仁由我而死’。其子世贞恨甚，不便声及，姑借古文辞发端，诋晋江、毗陵不置。无论晋江显属介僎，即毗陵亦阴寓报复，非仅作文字观已也。同时五子俱坠王云雾中，所谓借文报仇。”[15]196由于对唐顺之的推崇，致使茅坤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波及：“(茅坤)少尝寤寐龙门，而出入昌黎、庐陵间，若相授受者，于当代慎许可，独输心于毗陵。自济南、琅琊数公起，而论相左矣。琅琊更以家怨诋毗陵，因诋公，辄形于文。”[16]1475整个事件的孕育和发酵可谓像滚雪球一样愈来愈大，王世贞、唐顺之二人虽然都未就此事做过正面回应，但王世贞的影响力之大，足以使整个文坛为之侧目和声援，甚至影响到唐顺之的政治声誉，呈现出一种对他压倒性的声讨。随后唐顺之亦于同年离世，但是他的晚节名声在这样的一场口诛笔伐中几于不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