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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苏轼《赤壁赋》，南宋时就已成为经典名篇，这与其“多媒体”传播相关。宋代的“多媒体”，主要指可视的书法绘画和可听的吟诵歌唱。苏轼至少五次亲书《赤壁赋》赠送友人。自书作品，原是人际传播，经石刻和临摹后，就变成了大众传播。徽宗朝几度禁毁苏轼文字，从反面刺激了人们对苏轼文字的热爱与追捧，出现了禁愈严而传愈多的奇观。《赤壁赋》，不仅有人通过吟诵来传播，更被配乐歌唱，成为流行歌曲。在南宋士大夫心目中，唱《赤壁赋》比唱小词要高雅，并有曲谱流传。《赤壁赋》还被宋金十一位画家创作为《赤壁图》。绘画传播，具有累积性、聚观性和增殖性特点。自媒体和多媒体的传播，快速提升了《赤壁赋》的传播效应。 关 键 词：苏轼/《赤壁赋》/《赤壁图》/宋代文学传播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项目编号12&ZD1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兆鹏，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宋代文学传播探原》等。 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到了南宋，就已成为公认的经典名篇。本文要追问的是，在宋代同样的传播环境中，为什么《赤壁赋》能从数千篇苏文中脱颖而出备受人们的青睐，它是通过哪些特殊媒体的传播而格外引人注目的。原来，《赤壁赋》经由了其他苏文所没有的“多媒体”传播。 本文所谓“多媒体”，主要指可视的书法绘画、可听的吟诵歌唱等传播方式，有点像当下的音像视频。当然，这里的“多媒体”，只是一种类比，意在强调书画、吟唱等跨艺术媒介的传播与通常的文集传播之不同。 一、书法传播 书法的传播，依书法主体之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家书写自己的文学作品，可称为“自书型”；二是书法家书写别人的文学作品，可称为“他书型”。作家书写自己的作品以传播，近似于“自媒体”，其传播渠道是私人化的，传播与否是自主化的，不需要任何人的审查批准，不像公共传播媒体那样要受到限制和约束。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自书型”的书法传播，即苏轼自书《赤壁赋》。 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心情渐渐地从惊恐、苦闷、失望的低谷中走出，在秋冬间写出了两篇参透人生的《赤壁赋》。这是苏轼的“得意”之作①。既然是得意之作，就想传播开去，让人阅读，给人欣赏。但因身在谪籍，又因文字贾祸，他又不敢公开传播，以免再度被人“笺注”“酝酿”成罪。他在与友人的信中一再表白申明： 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② 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③ 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虽知无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④ 虽然一再申明“不复作文字”，但有时技痒难熬，禁不住要写，而且一不小心，写了不少名篇佳作。写出来后，不敢对外公开传播，于是就用“自媒体”私下里传播。 苏轼不止一次亲书《赤壁赋》。清人孙承泽就说：“《赤壁赋》为东坡得意之作，故屡书之。”⑤据文献记载，苏轼一生至少书写了五种文本的《赤壁赋》。 其一是元丰六年(1083)写本。今传苏轼亲书《赤壁赋》款识云： 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⑥ 苏轼说，去年(元丰五年)作此赋，不敢轻易拿出示人，只有身边一二好友见过。今年老朋友钦之(傅尧俞)派专人来索要新近写的文章，于是亲自书写以寄。苏轼特别叮嘱，年来“多难畏事”，务必“深藏”而不要拿出去示人，免得授人以口实，深文周纳，再次获罪。这一方面表明苏轼对钦之的信任，即使是多难畏事，还是将近文写呈；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苏轼对此文的自得与满意，即使是冒着再次获罪的风险，苏轼还是忍不住要把《赤壁赋》寄给友人，而且连《后赤壁赋》都先行告知，准备写好后再寄。这表明他还是想让人知道、让人分享他的得意新作。何薳《春渚纪闻》所载一事可与此相印证。东坡在黄州画墨木竹石寄章质夫，同时寄手帖一幅云：“‘某近者百事废懒，唯作墨木颇精，奉寄一纸，思我当一展观也。’后又书云：‘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前者未有此体也。是公亦欲使后人知之耳。”⑦苏轼在黄州画墨木竹石，别创一格，前无此体，主动寄友人章质夫，以便让“后人知之”。他所作《赤壁赋》，在文体上亦有创新，自然也“欲使后人知之”。苏轼“亲书”《赤壁赋》寄钦之，虽然属于人际传播，当时或许没有进行大众传播的主观意愿，但政治气候变化之后，钦之就可以公之于世，传之久远了。“深藏”只是暂时的，传世则是必然的。果然，这份小字楷书本《赤壁赋》经历代收藏家、鉴赏家的递藏⑧，一直传存至今，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见[图1])。  苏轼说《后赤壁赋》“俟后”再写呈。后来他确实写了，并有《跋自书后赤壁赋》：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时曹公败归，由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使纵火，则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⑨ 明人娄坚曾见过苏轼手书《后赤壁赋》并跋： 尝见他书有谓坡公误以赤鼻为赤壁者，非也。公别有《书赋后》约二百言，是元丰六年秋题。首言：“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败归，由华容路，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盖公既借曹公以发妙论，犹《后赋》鹤与道士云尔，岂必求核!而不知者遽谓公未暇考，所见殆与此画手同。信知痴人前决不可说梦也。⑩ 娄氏所见苏轼手书《后赤壁赋跋》原文有二百字，而他本所引不足百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所引仅百许字，可见都是节引。娄氏所见原跋应署有时间，故娄氏明谓是“元丰六年秋题”。元丰六年秋苏轼手书的《后赤壁赋》，想来应是如约赠给钦之的。苏轼手书的《后赤壁赋》传至清代康熙间，高士奇曾寓目，其《江村销夏录》有著录：“宋苏文忠公《后赤壁赋》卷，纸本，高一尺余，长六尺，行书。”(11)此后下落不明。 其二是元丰七年(1084)苏轼离开黄州量移汝州之前，应潘大临、大观兄弟之请，又书写了前后《赤壁赋》，并跋曰： 元丰甲子，余居黄五稔矣，盖将终老焉。近有移汝之命，作诗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独潘邠老与弟大观，复求书《赤壁》二赋。余欲为书《归去来辞》，大观砻石，欲并得焉。余性不耐小楷，强应其意。然迟余行数日矣。苏轼。(12) 苏轼应潘氏兄弟之请自书赤壁二赋后又跋，说临别黄州前，潘氏兄弟来求书《赤壁》二赋，原想书写陶渊明《归去来辞》以赠，但潘大观二者都想要，于是一并书之。值得注意的是，潘氏兄弟打磨好了石碑来求《赤壁》二赋，显然是要刻石以广其传。而苏轼也明知潘氏兄弟“砻石”以待，表明苏轼是默许他俩刻石以传的。苏轼这次“小楷”书写的真迹没有流传下来，仅有石刻本传世(详后)。 其三是元丰八年(1085)在开封为滕达道书写的二赋。他在《与滕达道书》中说： 所有二赋，稍晴，写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诗录呈，可以发笑也。(13) 信中所谓“二赋”，或当指前后《赤壁赋》。这封尺牍作于元丰八年，故知此本也写于这一年。后世未见传本。 其四是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苏轼在惠州的醉书本。元人王恽有题跋： 余向在福唐，观公惠州醉书此赋，心手两忘，笔意萧散，妙见法度之外。今此帖亦云。醉笔与前略不相类。岂公随物赋形，因时发兴，出奇无穷者也。(14) 王恽说他以前在福唐(今福州)见过苏轼在惠州醉时书写的《赤壁赋》，笔意萧散，妙见于法度之外。今又见“此帖”(当为拓本)，醉笔与此前在惠州所见本不尽相同。于此看来，苏轼或者曾两次醉书。也就是说，有两种醉书本。此本后世无传。 其五为初稿本。元人吾衍《闲居录》载： 天竺僧传公有苏子《赤壁》墨本，与今本有数字不同。“呜呜然”作“焉”，“郁乎苍苍”作“蔚”，“酾酒临江”作“举酒”，“渺沧海之一粟”作“浮海”，“盈虚者如彼”作“嬴之”，“所共乐”作“共适”。字法甚逸。当是初成此作，佳客在座，且诵且书，故心与神变，字随兴会而得。(15) 所谓“《赤壁》墨本”，即《赤壁赋》的石刻拓印本。因其中有不少字句与流行之本不同，所以吾衍认为它是“初成”之原稿本。其说有理。如此看来，苏轼《赤壁赋》的原稿本也曾流传于后世。 书法作品的传播，似乎只是人际之间一对一的传播，即书法作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传播。其传播范围是否有限?其实，受赠者拿到书法作品后，会像今天的微信接受者一样，是可以在亲朋好友之间“转发”的，让更多的人分享和欣赏，其传播广度不可限量。 其“转发”的方式，一是刻石，二是临摹。一件书法作品，一旦刻石之后，就可以无限地拓印成墨本(又称碑本、石本、拓本等)，化一为万，书法作品由原来的人际传播就转变为大众传播了。 苏轼的《赤壁赋》是有石刻本的。就今所知，至少元丰七年为潘氏兄弟书写的《赤壁》二赋，是被刻石的。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八、《壮陶阁书画录》卷三都有著录。南宋朱熹也见过《赤壁赋》的碑本。《朱子语类》卷一三○就说过：“碑本《后赤壁赋》‘梦二道士’‘二’字当作‘一’字，疑笔误也。”(16) 像苏轼这样的大书法家的书法作品，除了石刻拓本，还会有临摹本。人们会临摹仿写，既学其文，又学其字。比如明代董其昌，就喜爱临东坡的书法。他见过三种东坡手书的《赤壁赋》，都借来临摹一过： 余三见子瞻自书赤壁赋：一在槜李黄承玄家，一在江西杨寅秋家，一在楚中何宇度家，皆从都下借临。(17) 明代董其昌会临写，宋代一般的书法爱好者和读者，当然也会临写。黄庭坚曾说有一僧人藏苏轼十数帖，“因病目，尽为绿林君子以其摹本易去”(18)，可见宋代苏轼的书法是不乏摹本的。这些石刻本、临摹本，自然会加速《赤壁赋》的传播。何况大书法家书写自己的得意文章，既是文学作品，又是书法作品，既有文学审美价值，也有书法艺术价值。其传播功效，自比一般的印刷书籍要强大得多。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当时的文化环境对苏轼《赤壁赋》传播的影响。苏轼去世不久的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蔡京等新党执政，疯狂地打击元祐党人与元祐学术，禁止刊印、收藏苏轼等人的文集、文字墨迹。崇宁二年四月乙亥朝廷下诏： 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19) 政和元年(1111)曾一度解禁。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载： 崇、观间，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党籍，禁其文辞墨迹而毁之。政和间，忽弛其禁，求轼墨迹甚锐，人莫知其由。或传：徽宗皇帝宝箓宫醮筵，尝亲临之。一日启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诘其故，答曰：“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毕，始能达其章故也。”上叹讶之，问曰：“奎宿何神为之?所奏何事?”对曰：“所奏不可得知，然为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苏轼也。”上大惊，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辞墨迹，一时士大夫从风而靡。(20) 解禁的原因似乎有些荒诞，但在那荒诞的时代，道士无非是利用徽宗尊崇道教的心理让其解禁苏轼文字(21)。到了宣和五年(1123)和六年，朝廷又先后下诏重申禁毁苏轼、黄庭坚文集及相关文字： (宣和五年七月)中书省言福建路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诏令毁板，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者，以违制论。明年，又申严之。冬，又诏曰(22)：“朕自初服，废元祐学术。比岁，至复尊事苏轼、黄庭坚，轼、庭坚获罪宗庙，义不戴天。片文只字，并令焚毁勿存。违者以大不恭论。”靖康初，罢之。(23) 从上引“比岁，至复尊事苏轼、黄庭坚”的说法看，政和元年解禁苏轼文字应属实。朝廷几度下令禁毁苏轼的文字，自然会阻碍和限制苏轼诗文的传播，但也会从反面刺激人们对苏轼文字的热爱与追捧，出现了禁愈严而传愈多的奇观：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24) 禁令之下，收藏苏诗、吟诵苏诗，竟成为士大夫的一种文化时尚、一种身份标志。士大夫彼此见面，如果不能称道诵读几句苏轼，会被认为没文化，没品位。在这种语境中，苏轼手书的《赤壁赋》文本，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士大夫的追捧和关注。严禁时苏轼诗文墨迹尚且受到追捧，解禁之后，受追捧的程度会更加高涨。下面这个故事，可见一斑： 东坡既南窜，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诏从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祸，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坡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见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适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忽语僚属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碎之。人闻石毁，墨本之价益增。仲先秩满，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25) 苏轼南贬惠州、儋州之后，文章墨迹就被禁止流传。宣和末年弛禁之后，在王公显贵的上层社会，流行收藏东坡诗文墨迹的风气。何薳《春渚纪闻》也说，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东坡墨迹，“一纸定直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掇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26)。所以，东坡书写的《黄楼赋》碑本，成为抢手货。《黄楼赋》原文是苏辙所作，尚且如此热络，《赤壁赋》其文其书都是苏轼所作，更是双绝。乾隆皇帝即说：“《赤壁赋》为千古杰作，又得其自书真迹，诚双绝也。”(27)可以推想，像《赤壁赋》这样的文学和书法杰作，会更加受人追捧喜爱，其传播面会更广，知晓率会更高。 到了北宋末年，前后《赤壁赋》就传遍天下，获得时人的高度称许。唐庚《唐子西文录》说： 余作《南征赋》，或者称之。然仅与曹大家辈争衡耳。惟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28) 唐庚此评，写于何时难以考知。但其人卒于宣和三年(1121)(29)，则此评最迟写于宣和三年以前。其时唐庚已视《赤壁赋》为万古绝唱。靖康初年(1126)，韩驹出守黄州，黄州人何次仲与他唱和时，有诗道：“儿时宗伯寄吾州，讽诵高文至白头。二赋人间真吐凤，五年溪上不惊鸥。”(30)“宗伯”，意为宗师、大师，指苏轼。次仲儿时即诵苏轼的“高文”，如今老大白头了，依然如故。在苏轼的“高文”中特别拈出“二赋”来称美，也可想见其时《赤壁》二赋已是人们心目中的杰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