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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北宋初期古文家对韩愈的再发现与发展，并形成了他们的韩愈观。由《旧唐书》与《新唐书》对韩愈评价的巨大差异可知，北宋初期是古文家韩愈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此时的古文家通过批评宋初文风之弊重新发现韩愈，但由于关注焦点的差异而形成了以柳开和王禹偁为代表的两派韩愈观的分歧，并孕育了宋代文学与学术的萌芽。北宋初期古文家韩愈观的发展也为北宋古文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关 键 词：北宋初期/古文家/韩愈观/分歧 作者简介：张翼驰(1989- )，女，河北卢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生，主攻中国古代文论；党圣元(1955- )，男，陕西榆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更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旗帜。韩愈的地位与价值以及宋人对于韩愈的重视，已毋庸赘述。韩愈对于古文运动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复兴儒学传统与文体复古两个方面，即儒学的“道统”和文学的“文统”。为此，宋代的韩愈研究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基于儒学的视角发掘韩愈对于儒学复兴与宋学发展的意义；二是从古文运动的视角揭示韩愈对于宋文发展的意义。本文侧重论述北宋初期古文家韩愈观的分歧以及对于宋文发展的意义和影响。 同样是官修史书，对韩愈的评价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旧唐书·韩愈传》称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1](P4983)；而《新唐书·韩愈传》对韩愈却极力称颂。由此可见，在《新唐书》成书之前的北宋初期，无疑是重新认识韩愈的关键期。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曾论及宋文的发展历程，将北宋建立至欧阳修及第的70年间视为宋初，本文所论北宋初期即指此时期。 晚唐藩镇割据，五代政权颠沛，皇权衰微，世乱而道丧。《新五代史》云：“五代之乱极夫!……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第、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2](P369-370)五代之时社会动荡不安，儒家伦理道德毁灭殆尽，晚唐五代的文学主流也由中唐的崇尚礼教、重功利转而呈现缘情和娱乐化趋向。《旧唐书·文苑传序》主张“取名于今”、折中文质，“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1](P4983)，肯定承袭六朝的初唐文风，提倡重视词采、讲究律吕的文学观念。因此，在以骈俪为正统的五代，崇尚古文的韩愈遭到轻视也是必然。据《旧唐书》记载，韩愈文集并未收入《经籍志》，说明韩愈在五代的影响较弱。王禹偁曾指出，唐咸通以来，即在韩愈去世的30余年之后，以“六经”、“五常”为内容的文章不复流传。在晚唐至五代，随着韩愈古文观的失宠，韩愈渐为时人所遗忘。 赵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分裂的局面，但文风并未随着朝代的更替而骤变。宋初文坛上有一群自五代十国入宋的旧侍从文人，如由后周入宋的李昉、由南唐入宋的徐铉等，他们长于馆阁之作，人宋后皆受到礼遇，五代文风遂成为宋初文坛的主流。这引起了一些宋初文人的不满，《宋史·梁周翰传》载：“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果习尚淳古，齐璐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3](P13003)宋初最早反对五代文风者为“高、梁、柳、范”，其中，柳开是宋初提倡学习韩柳古文、反对五代文风的第一人。《宋史·柳开传》称：“五代文格浅弱，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先。”[3](P13024)柳开以韩、柳之文为宗，并以改名来表示继承韩柳文统的决心，故在重新发现韩愈的价值中功不可没。范仲淹在《尹师鲁集序》中评价柳开“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4](P183)。《四库全书总目·河东集提要》曰：“今第就其文而论，则宋朝变偶俪为古文，实自开始。”[5](P1305)在柳开的时代，士人作骈文、应制文以博取功名。不满于此文风的柳开发现了有志于古文的韩愈，经过刻苦学习而“深得韩文之要妙，下笔将学其为文”，虽然诸父兄“惧其实不誉于时也，诫以从俗为急务”，但柳开“略不动意，益坚古心，惟谈孔、孟、荀、扬、王、韩以为企迹”，众人以为柳开得了“狂疾”[6](卷2)。柳开学作古文的经历与韩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习古文并非随波逐流，而是被时人视为怪癖。在韩愈“首唱古道”之时，“人未之从”[7](卷18)，时人多为应事作俗之文，几乎不擅长写作“淳然一归于夫子之旨”[6](卷11)的文章，他们对于韩愈“洞视万古，愍侧当世，遂大整颓风，教人自为”行为的反应是“始而惊，中而笑且排”，但是韩愈却越发坚定，古文之大业“终而翕然随以定”[8](P1)。韩愈首先明确古道的指向，即“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而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道”，继而解释儒道的内涵，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8](P14)。其次，韩愈主张文辞与儒道并重，曾数次表明其“志于古”不仅出于好“其辞”，而且“好其道”[8](P155)，主张“学古道”且“欲兼通其辞”[8](P340)。《旧唐书·韩愈传》称：“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1](P4203-4204)韩文亦因文道并重、自成一家而得名。柳开以韩愈的继承者自居，在《答陈昭华书》中称：“自韩愈氏没，无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将绍复先师夫子之道也。”[6](卷6)并且追柳宗元为祖先，以比肩韩愈为理想，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6](卷2)，表明柳开继承韩愈之道统与文统的决心。 在宋初韩愈的再发现过程中，也有为人们所忽视的人物，即智圆。李汉收集韩愈遗文“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8](P2)智圆《读韩文诗》云：“文不可终否，天生韩吏部，咤伪俾归真，鞭今使复古，异端维既绝，儒宗缺皆补。高文七百篇”[9](P82)，其所见韩文七百篇与李汉所言恰好吻合，柳开经赵先生指引所见韩文不过数十篇，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中称其所见韩文六卷，可见智圆为宋初见到韩集全貌的第一人。此外，智圆对韩文的推崇亦功不可没，他扫除了释氏学韩文的障碍，认为韩愈排斥佛老源于韩愈的儒生身份，摒黜佛老百家之说是遵守儒家义理的必然。同时指出释子学习韩文要结合佛家经义，认为“能行仁之道，巍巍乎有功，则可谓师韩矣”[9](P68)。 与柳开同时反对五代卑弱文风，主张学韩以重树古文理论的还有王禹偁、田锡、赵湘和孙何等古文家，但他们力学韩文的实践未能扭转文风，骈文俪辞的“西昆体”仍为时文的代表。在重道方面承续柳开的还有穆修，秦瀛曾言，纠正“五代骫骳之习，知以韩柳为宗者”首称柳开，“其后穆伯长继之”[10](P3)。《宋史·穆修传》载，“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3](P13070)，强调了穆修继柳开之后以古文反对“西昆体”，并将古文的星星之火传给苏舜钦等。此外，穆修还历时20余年搜集善本、校订整理韩柳文集，并求助于亲友筹资刻印，在京师相国寺售卖传播。《四库全书总目·穆参军集提要》云：“宋之古文，实柳开与修为倡。然开之学，及身而止。修则一传为尹洙，再传为欧阳修，而宋之文章于斯极盛，则其功亦不鲜矣。”[5](P1308)较之于柳开作为尊韩的先驱，穆修的功绩一方面是校印韩集，另一方面投身于韩文的传播，而且将古文写作传统传承给尹洙、苏舜钦乃至欧阳修等人。 除了柳开、智圆、穆修对于韩愈文集的发现与推广外，“尊韩”是存在于北宋初期古文作家中的普遍现象，比如，田锡主张文学韩柳，亦称赞“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11](P382-383)；姚铉《唐文粹》序曰：“唯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邃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辅轹，首倡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颜、孟，斯得之矣。”[12](《序》)孙何称赞韩文“续典绍谟，韩领其徒”[13](P747)，王禹偁称赞孙何之文时云“皆师戴六经，排斥百氏，落落然真韩柳之徒也”[7](卷19)。 此外，北宋初期的古文家还分析了文弊的成因。赵湘、孙何、穆修等古文家指出：宋初“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导致了士子以时文作为追逐禄位的跳板，引起了文风、世风之弊。王禹偁在《送谭尧叟序》中指出，“古君子之为学也，不在乎禄位，而在乎道义而已。用之则从政而惠民，舍之则修身而垂教，死而后已，弗领其他。科试已来，此道甚替，先文学而后政事故也。……是以取士众而得人鲜矣，官磅多而政声寝矣。”[7](卷19)他们指斥今世士子盲从内容浅近、华靡浮艳的骈文，使写作古文者备受排挤和诋毁，并认为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成因是“盖古道息绝，不行于世已久”[11](卷2)。由晚唐五代韩愈被沉没的现象，结合晚唐五代的文风以及动荡不安的政局可知，政统不复而导致晚唐五代乃至宋初文统与儒家道统的缺失。 北宋开国以来，政通人和，百废待兴。政统的重新确立为儒道和文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保障。经过北宋初期古文家对宋初文弊的改革探索，韩愈被奉为改革文风的旗帜，尊韩成了改革文风的前提与基础。 北宋初期的古文家为了解决时文之弊和士子追名逐利的世风之弊，继承并发展韩愈的文风，主张恢复古道与古文传统。正如梁道礼所言，由于古文创作的出发点不同，宋代古文运动存在两条路线：一是从儒家信仰出发；二是从古文的内在出发。前者出于儒家信仰，所以将文局限于“六经”；后者则寻求古文的长久发展，将古文推向前进[14](P46)。其原因则如祝尚书所言，宋代古文运动本来就是对中唐古文运动的继承、改进与发展[15](《引论》)。韩愈的古文运动包含两个体系：一是儒教复古：二是文体复古[15](P25)。可见由此指明了韩愈与宋代古文运动存在的实际问题。以柳开为代表的古文家认为文弊主要在于道的缺失，主张以恢复古文的道统为要务。具体言之，就是要行圣人之道，效圣人之文。首先，柳开主张儒道的纯粹化。柳开“尊崇扬雄太过，至比之圣人”[5](P1305)，并且继承了扬雄的文学观，将其发展为排斥百氏、佛老、局限于“六经”之文，以司马迁“著书而多离于夫子之旨”为耻[6](卷2)。在《答陈昭华书》中，他以夷夏比老佛之于儒家伦理道德，称“百子乱，老、佛惑，圣人世不容”，“且圣人之道泯昧也久矣，孤而复危，岂足胜释、老、杨、墨众之为害哉”[6](卷6)，表明他纯洁儒家道统、反对离经叛道的决心。 其次，柳开主张文道合一。在学韩之初，柳开曾兼顾韩愈的“道统”与“文统”，但综观柳开的理论，他未能将兼顾“道”与“文”的观点坚持下去，转而认为道与文皆出自圣贤，主张“文道合一”论而步入歧途[15](P22-24)。柳开认为，学古圣贤之道，便有其文，道即是文，文即是道。他在《答臧丙第三书》中曰：“经圣人之手者，文无不备矣。文苟不备，则不得为世之法也，何足为圣人乎?”[6](卷6)柳开称其“专于政理之文，是我独得于世而行之”，表明其旨趣不在文学之辞章，而韩柳文标榜辞章，所以柳开对韩文始尚后弃、转向彰明儒道之文。柳开在《东郊野夫传》具体阐释了他为文转向的原因：“野夫以古之人不能究天地之真，海之容纳，经之所出，乃作《天辨》、《海说》、《经解》三篇，大能摭其事而证其非，昔贤之所不能及者也。既而所著文章，与韩渐异，取六经为式。或曰：‘子何始尚而今弃之?’对曰：‘孟、荀、扬、韩，圣人之徒也。将升先师之堂，入乎室，必由之。未能者，或取一家以往可及矣。吾以是耳。’”[6](卷2) 再者，柳开学韩并不彻底，而是更多地发展了韩愈的“道统”论，但他对于道的认识又十分粗浅。起初只是“自纳于圣人之道焉，亦不敢遽然至于此也。本在学为文章，望乎述作者之畛域，脱离浮靡，冀其一二之大者焉”[6](卷6)，后来其所作文章得到更多的认可，增强了他复兴儒道的信心。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是柳开树立了更为远大的理想，“有包括扬、孟之乐，与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追慕周、孔，不满足于仅学习韩文，柳开还认为这种转变源于自己的成熟，他在《答梁拾遗改名书》中云：“幼之时所以名者，在于好尚韩之文，故欲‘肩’矣。逮今长而成，所以志者，在乎执用先师之道也，故亦将有所易矣。”[6](卷5)柳开认为，发扬儒道，须由肩韩愈更进一步，所以更名为“开”，意欲“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涂字之，表其德焉”[6](卷2)。在柳开学韩文始尚而后弃的过程中，充斥着其复兴儒道事业的野心。实际上，韩愈对于柳开的意义不在于韩文，而在于复兴儒道的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