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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湘的古文观念与柳开强调儒道的旨归桴鼓相应。赵湘在《本文》中指出，文之本在于圣贤之心，即仁、义、礼、智、信、孝悌之道。文之关键即固本，固本的途径在于“以其心之道发焉文章，教人于万世”[16](卷4)。他反对背弃根本、远离道德、无益于教化的玩物之作，力主恢复以道德仁义为内容、根源于政统的儒家之道，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本于“六经”的文统。赵湘其文，“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观之，大抵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虽源出姚合，实与  镂琐碎、务趋僻涩者迥殊。其古文亦扫除排偶，有李翱、皇甫湜、孙樵之遗，非五季诸家所可及。沉埋晦蚀几数百年，今逢圣代右文，复得掇拾散亡，表见于世。岂非其精神足以不朽，故光气终莫可掩欤!”[5](P1307)表明了赵湘的古文创作既有韩门余风，又脱离了姚合之弊。赵湘对扬雄的称誉与柳开相似，故其与柳开论文旨趣相近。赵湘发展韩文并非是易道易晓之路数，而是有李翱、皇甫湜、孙樵之遗风。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文“与 镂琐碎、务趋僻涩者迥殊”，但是从他继承扬雄、李翱、皇甫湜、孙樵之遗风来看，其文难脱艰涩窠臼。对扬雄的推崇与过誉，显然不是柳开或赵湘个人的喜好，而是“北宋儒者所见如斯，不能独为湘责，知其所短则可矣”[5](P1307)，可见在北宋初期实有一股崇尚扬雄的风潮。智圆接续柳开，将韩愈之道发展为“仁义五常”说。智圆虽然为佛门中人，亦熟知儒家理论，他“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古文，以宗其道”[9](P27)。智圆受柳开、穆修的影响，认为“古道”即“圣师仲尼所行之道”[9](P69)，主张为文应“根柢仁义，指归道德”[9](P62)，并且将立言、立德、立功称为文之道。智圆进一步指出，有意为古文者，必须研习“五常之道”，使道得于心，化为文章，施行为教化，便可以起到“救时之弊，明政之失”的作用。他反对“淫词媚语，声律拘忌，夸饰器用”[9](P62)、无补于教化的文章。智圆在维护儒家之道、强调文章要有益于教化方面，同于柳开之说；在强调古文“非止涩其文字，难其句读”[9](P69)之时，与柳开最初的“古文非在词涩言苦，令人难读”[6](《卷1》)、王禹偁的“易道易晓”主张相近。可见，智圆虽为佛门弟子，却熟知儒家理论，在倡导古文与古道方面与古文家们并无二致。通过柳开、赵湘、智圆等古文家对古道的探索，以仁义道德为内涵的儒家之道得到了北宋初期古文家的广泛认同，可以视为宋初古文家完成了修复儒道的时代使命。 尽管尊韩与复兴儒道是北宋初期古文家的共同主张，但古文家们的观点却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王禹偁与柳开的不同在于，柳开以儒道的卫道者自居，认为自己是“续韩、孟而助周、孔”的继承者，故要致力于“破昏荡疑，拒邪归正”[6](卷首)，强调儒道之统序和纯粹性，以恢复儒道的统治地位。正如卢文弨在《新雕柳仲涂先生河东先生集序》中云，将柳开视为符合周孔之进取狂者、希圣贤人，认为他是“古圣贤垂世立教之心得以绵绵绳绳，相继于不坠”[10](P1)的继承者。王禹偁则强调儒道在道德层面的意义，主张儒道的实用性，重视儒道对于富国安民的作用，“不独专其利，亦将求其义；不独富于国，亦将安于民矣”[17](卷13)，强调儒道要有益于百姓苍生，“道将行乎，位将至乎，圣主得其贤乎，苍生得其福乎”，“达古今之变通，极天人之奥妙”，致力于以儒道治国安邦，“合乎皇王之道，在乎经纬之谋，引而伸之，宜其相大君而化万国矣”[17](卷13)。与柳开不同，王禹偁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其文学观上，即继承韩愈文体革新的精神，纠正文风之弊，促进古文健康发展。 在文的方面，以王禹偁、田锡和孙何为代表的宋初古文家突出地肯定了文的价值和地位，更多地发展了韩愈为文的观点。文不再是韩愈时期的圣贤不得已而为之，而是“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证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13](卷2)。宋初古文家发展了韩愈对“六经”的重视，对文统展开了探索，主张文除了要表现仁义道德，有利于教化之外，更要符合文学自身的特点。柳开的古文主张以维护道统为重心，以“文章为道之筌”，“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6](卷5)。柳开强调文章对于传道的作用，却忽视了文辞华美是文学自身的特点，对骈俪文风有矫枉过正之嫌。同样的古文取向也反映在姚铉的《唐文粹》中。《唐文粹》的选文标准是“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14](《序》)，对文辞华美的四六骈文与近体诗一概不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姚铉如此选文的原因在于：“非不究心于声律者，盖诗文俪偶，皆莫盛于唐。盛极而衰，流为俗体，亦莫杂于唐。铉欲力挽其末流，故其体例如是。”[5](P1692)这表明，姚铉重视文章有补于世、有益于“道德仁义”的教化方面。此外，姚铉还指出，韩愈在唐代能够“超卓群流，独高邃古”的原因在于他“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其贡献在于“首倡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其道承“先圣孔子”[12](《序》)，故其文可继颜、孟。 北宋初期最为重视文学自身特点的古文家非王禹偁莫属。《四库全书总目·小畜集提要》称“宋承五代之后，文体纤俪，禹偁始为古雅简淡之作”[5](P1307)。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指出文的作用在于传道而明心，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他对于韩愈的发展还表现在古文的表现形式方面，认为韩文“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再“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即可成为“近世为古文之主者”[7](卷18)。实际上，“六经”之文对于宋人而言已是艰奥难懂，韩文也不乏奇怪之语，王禹偁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标榜韩文，提倡明白晓畅、平易自然的文风。与柳开的不同首先表现在，柳开是理论先行，其古文创作仍然艰涩，而王禹偁的古文理论与创作紧密结合，多为明白晓畅、自然之文。其次，柳开“尊崇扬雄太过，至比之圣人，持论殊谬”[5](P1305)，即其文亦如扬雄，充斥着神秘意味、言辞艰涩。跟随王禹偁学古文的后生张扶亦受到柳开的影响尊尚扬雄，王禹偁在《再答张扶书》中曾严厉批评道：“子之所谓‘扬雄以文比天地不当使人易度易测’者，仆以为雄自大之辞也，非格言也，不可取而为法矣。……雄之《太玄》既不用于当时，又不行于后代，谓雄死已来，世无文王周孔，则信然矣；谓雄之文，过于伏羲，吾不信也。仆谓雄之《太玄》，乃空文尔。今子欲举进士，而以文比《太玄》，仆未之闻也。”[7](卷18)王禹偁极力破除对扬雄的迷信，认为《太玄》是空文，言辞艰涩难懂，多为自大之言。这对于遏制怪奇艰涩之风，促进平易自然的文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田锡上承王禹偁，更加关注文学创作的规律，他认为韩、柳“萌意措辞，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1](卷2)，使读者能够“警心于邪僻”。并且以韩愈、皇甫湜对李贺的肯定证明艳歌“不害于正理”。田锡主张，“其文雅正，其理渊奥”之文是文的常态，个性张扬、富于文采是文辞的变体。此外，他还主张“心与言会”[11](卷2)，认为文是情感的表达。在复兴儒道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独特价值没有被抹杀殆尽。田锡仍能关注文学的自身规律，这对于宋代文学的长久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孙何受韩愈以及王禹偁等古文家的影响，论文亦强调教化作用。《宋史·孙何传》云：“笃学嗜古，为文必本经义，在贡籍中亦甚有声。与丁谓齐名友善，时辈号为‘孙丁’。王禹偁尤推重之。”[3](P10097)王禹偁在《送孙何序》中评价孙何其文“皆师戴六经，排斥百氏”，称赞孙何为“真韩柳之徒”[7]。孙何的言论都是坚定地发自儒家立场，他在《上杨谏议书》中指出，“源经范圣、指仁写义”为“道”，其文“必将振拔尧舜周孔”，更强调文章的地位，称文章是“夫治世之具，莫先乎文”，“文”是“炳天蔚地，括群品、贯五常之器”，“夫文之隆浅，系乎王政之厚薄”[18](卷88)。孙何对于儒道与文统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柳开一派与王禹偁一派古文家之间的分歧，促进了北宋初期文统的重建。 五代至宋初的文风之弊，激发了北宋初期古文家深刻的问题意识，他们发现了文风之弊背后的问题在于缺失的儒道与文统，他们肩负宋人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致力于复兴儒道、修复文统，在求索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被雪藏的韩愈，并且意识到韩愈是修复儒道与文统的旗帜。他们积极整理韩文、极力鼓吹韩愈的古文古道，对于宋初文风的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堪称宋代古文运动披荆斩棘的探路者。 北宋初期古文家的韩愈观分为两派：一派以柳开为代表，强调恢复韩愈的道统，即以道德仁义为内容、根源于政统的儒道，但其文艰涩险怪；一派以王禹偁为代表，在崇尚儒道的同时关注文学自身的特点，倡导易道易晓的文风。北宋初期的古文家虽以韩愈为旗帜，复兴道统和文统，但韩文在宋初尚未形成社会风气，因而未能完成改革宋初文风的任务。尽管如此，他们在古文推广，修复缺失的道统，强调文的地位以及重新建立古文规范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具有披荆斩棘的开拓意义。随着柳开、王禹偁以及孙何等古文家的相继去世，文坛缺少继续推进文风改革的主力，尽管有从学于穆修的尹洙、苏舜钦等，但由于柳开等人在理论和创作中的失误，骈文势力重新崛起，“西昆体”成为文坛盟主。期间虽有穆修等古文家艰难地推行古文，尚不足以扭转宋初的文风。 从宋初穆修校订刻印的韩柳集之售卖的情况来看，韩集在当时并未广泛流传，社会影响力还很有限，致使古文未能取代时文，文坛上盛极一时的仍然是骈俪的“西昆体”。此后，真正给“西昆体”以致命打击的是承续柳开一派的石介。石介师事孙复，孙复是宋代理学先驱、“泰山学派”的代表人物。石介继承了孙复的文风，一方面鼓吹“道统”，一方面则以古文攻击“西昆体”。此外，石介官居国子监直讲，其险怪的创作风格及其对“西昆体”的偏见，对太学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了艰涩险怪之“太学体”的形成。作为石介的朋友，欧阳修在《与石推官第一书》中对石介曾有中肯的评价，“近于京师频得足下所为文读之，甚善。其好古闵世之意，皆公操自得于古人，不待修之赞也。然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19]。他认为石介对杨亿的批评太过偏激、有失公允，亦反对石介的险怪文风。苏辙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中提到欧阳修在古文革新运动中彻底打击了“太学体”，并指出欧阳修对于宋代文风健康发展的关键意义：“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文体大坏。公患之，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凡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榜出，怨谤纷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变而复古。”[20](P2713-2714)欧阳修知贡举并担任考官，以行政手段彻底摧毁了“太学体”，从而扭转了当时的文风。欧阳修积极调和北宋初期古文家韩愈观的分歧，宋代古文运动的道路开始由曲折步入平坦。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北宋初期古文家的韩愈观对宋初文风即古文运动的影响。韩愈是唐宋文学乃至学术转型中的关键人物，北宋初期的古文作家重新发现韩愈，为北宋中期古文运动提供了经验。王禹偁一派高扬文的地位，对欧阳修的古文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以柳开为代表的古文家对于文辞的忽视而引起的险怪文风导致了宋初古文运动的曲折发展，但也反映了宋代学术散文的滥觞，为宋代散文的风格化做出了重要的尝试。综合来看，北宋初期古文家的韩愈观的分歧孕育了宋代文学与学术的萌芽，为后世文学及学术冲突与融合的预演，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准备阶段，并为北宋中叶古文运动的顺利完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