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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在西方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我国之前，我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占有统治性的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何正确对待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所应面对的问题。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并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有益成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必然。 文学理论在中国有着古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籍《尚书》中的片段和孔夫子的一些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走向文学自觉的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属于那个时期的文论名作。特别是《文心雕龙》以它的系统性遍论古代中国各种文体的特点和文学创作思维、文学的艺术表现的各种规律，后来论者认为其成就足以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虽然所论对象不尽相同。唐宋以来，出现了许多诗话、词话，不乏精到之见，但感悟居多，成体系的理论追求不足。明末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在论述戏剧理论方面则颇成体系。清末民初之时，梁启超、王国维的文论已见新意，他们已初步吸收西方文论的某些优长，但单篇论作居多，如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论述元曲和《红楼梦》的论文和《人间词话》，而成体系的专著仍付阙如。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西方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以新的气势进入中国。“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因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进入中国。上述思潮便构成中国新文艺理论诞生和发展的大的思想理论背景。当时，译著较多，论介之作较多，成体系的专著仍属罕见。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9]据考证，早在1900年就有介绍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的文章。《新青年》初期的文章，基本还停留在宣传民主主义的思想上，后来才有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8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文章则见于1920年以后。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我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20-1949年。这时期的特点是从介绍部分的观点到走向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并逐步与中国文艺实践的经验相结合，高峰是产生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1920年代初，邓中夏、恽代英、李大钊、沈泽民、萧楚女等共产党人都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来阐述文艺问题。此外，由茅盾编译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在界定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基础上，对欧洲文学史进行了阶级论的分析，还论述了文艺创作的过程和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理论主张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由茅盾译自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改写而成，过去未给予足够重视，实际上至关重要。它十分重视文艺的美的特质，重视世界观在主体创作过程中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贡献较大的当属瞿秋白。他区别于后来的左翼文学家的是，他既有对苏维埃俄罗斯进行过长达四年的考察，还聆听过列宁、托洛斯基的讲演。他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凭借首次对巴尔扎克创作的分析，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典型的理论。他的多篇论文更是相当精辟地阐明了大众文艺问题，并号召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立对大众文艺领导权的方法。对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内容与形式、语言等方面的问题，他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在左翼文学家中，鲁迅经历了瞿秋白所说的“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10]的心路历程。他通过太阳社和创造社对他的围攻，阅读并学习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这为他后来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文艺论》，以纠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先前的无用之用论，发展到社会功利论、阶级功利论，文艺的人民大众属性的观念贯穿其文艺观；他对文学的劳动起源论，对文艺的人民性特征，对文艺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对文艺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对文艺的批评和鉴赏等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在20世纪30年代，冯雪峰、胡风、张闻天(洛甫)和周扬等人都写过不少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文章。 毛主席写于1939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划时代的经典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坚实指南。它们同毛主席在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等方针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完整体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的1944年，周扬曾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它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著作，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该书共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与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与文艺；(五)作家与批评家。这在当时对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第二个时期是1949-1978年。这一时期，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献进行了全面介绍，加强了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传播和推广，并着手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高等学校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选集和全集陆续问世。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列宁论文学与艺术》《毛泽东论文艺》等。1958年，在河北省文艺理论座谈会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呼吁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山东大学还编写了基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学新论》。国内许多学者也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来讲授文艺学，许多文艺学方面的高校教科书也相继出版。如1961年，由周扬主持，在中宣部和教育部的配合下，汇集全国大批专家编写了一百多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大学文科教材，其中就包括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叶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可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实践不断深入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庸俗社会学和“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如创造社和太阳社在20年代末对鲁迅的围攻，左翼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对第三种人苏汶等的批判，以及建国前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种干扰在“文化大革命”发挥到了极致。林彪委派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彻底否定了这一时期的革命文艺的成绩，可以说是这种极致的标本。 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至今。这时期的特点是邓小平等新的领导人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既反“左”，也反右。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做了更深入、更全面的工作，为建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做出了新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在改革开放时期步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等重要讲话，既全面准确地继承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还纠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的弊端。他指出文艺应“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强调党应加强对文艺的领导，为理论的拨乱反正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号召文艺理论工作者应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他还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4]181-185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在总结我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为新时期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后，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这一时期的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在试图诠释、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编辑、出版论著和辞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李准、丁振海主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陆梅林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吕德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王善忠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等，都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此外，国内学者如童庆炳、陆贵山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较为充分地借鉴、吸收和参照了西方20世纪以来的新的文学理论成就，写出许多有所创新和超越的文艺学专著。如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王向峰主编的《文艺学新编》和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等。 新世纪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集中了一批从事文学理论的专家和学者，以童庆炳为首席专家，经过数年努力，集体编写了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教材，体现了中国学者这方面的新成果。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面临市场经济体制下文艺实践出现的新情况的挑战，还面临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及各种新的文艺理论的挑战。正是针对新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发表了《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全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重要讲话》，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新的经验和问题，为我国文化和文艺的发展指明了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向和攀登高峰、精益求精的繁荣创作的道路。从而继毛泽东之后，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树立了又一座里程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