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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电子媒介以特殊的信息生产形式，与文化生产、文化产业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兴起电媒时代的新型文化。而这种电媒文化又直接影响了文学知识范型的转换、扩大与更新。电媒技术感知与电媒环境中文学的艺术感知同形同构，显现为现代主义文学内部的各种创作方法与艺术形式为电媒所塑造，它们与电媒属性存在对应关系。电媒带来文学知识改变的这一认知路径，有助于深入理解20世纪文学文化现象及其背后的动能与结构。 关 键 词：电子媒介/新型文化形态/文学知识演变/文学形式的对应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现代主义”(13FZW033)，首都师范大学“交叉学科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易晓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电子媒介及其环境对20世纪审美转向及文学演变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影响，然而，对新媒介环境所兴起的现代主义等新型文学及知识范型的认识，却基本缺少媒介视角。电力技术一经产生，就形成对环境的自主性重建，导致“以前带有私人的与社会价值的环境全部被新的环境所吞没”(McLuhan,Media Research 87)。媒介重建环境带来极强的塑造力，它促使一种新型文化的兴起，现代主义正是新媒介塑形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转型的开端。本文结合电子媒介(简称电媒)的媒介偏向，考察其对新文化的塑造以及对文学知识范型的改变。 毋庸置疑，20世纪进入技术社会的最大动能来自电在生产领域的广泛运用，这带来了西方社会的巨大改变。而电媒环境以及电话、电影、电视等新产品，也带来了文化的巨大改变。电媒对新型文学文化的塑造，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过去媒介主要被视为一种传播载体或负载内容的传播手段，强大的电子媒介出现后，媒介的社会控制力与文化塑造力被揭示出来。历史与媒介学者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在《传播的偏向》(Bias of Communication)中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28)。他探讨了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带来不同的社会形态。由于需要识字及一定知识作为接触印刷媒介的门槛，印刷媒介形成的是阶级社会，因为“复杂的文字成为特殊阶级的特权，倾向于支持贵族，它有利于知识垄断和等级制度的形成”(2)，而“广播电台使西方文明史进入一个新阶段”(48)，广播是声觉的，没有识字的要求，能够最大范围地卷入听众，电子媒介的兴起对应于民主社会。 伊尼斯在此已涉及到媒介的“政治偏向”(political bias)问题，只是他没有使用“政治偏向”的概念。是波兹曼(Neil Postman)使用了媒介的“政治偏向”一词，他说：“由于信息的可访问性与速度，不同的技术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向”(29)。而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Nystrom)则归纳了媒介的更多偏向，如媒介的时空和感知偏向、思想和感情偏向、社会偏向以及形而上的偏向和认识论偏向等(林文刚31)。随着电媒的不断升级，“技术进步倾向于按照几何级数而非算术级数的方式进行”(Ellul 90)，人们对媒介偏向对社会的控制与对文化的塑造达成了广泛共识。例如，美国的林文刚教授说：“传播技术促成的各种心理或感觉的、社会的、纯粹的、政治的、文化的结果，往往和传播技术固有的偏向有关系”(31)。 我们都知道新媒介理论的创始人是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而美国媒介理论家波斯特(Mark Poster)将电媒提升为信息方式，并将信息方式视为特殊的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关联起来。他说，“我之所以将‘信息方式’与‘生产方式’相提并论，是因为我看到了文化问题正日益成为我们社会的中心问题”(波斯特、金惠敏267)。信息方式，也是电媒所兴起的文化生产方式，它兴起了“意义的建构已经毋需再考虑什么真实的对应物”(269)的新型文化。德波(Guy Debord)则将电媒与文化产业联系起来，他认为二战后，“文化产业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89)。而当文化产业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其产业特征反过来影响到资本生产的总体特征，从而导致整个资本生产的外观上都像文化生产了。这指的是电媒所主导的文化产业反过来影响到一般生产对外观化的追求。 将文化生产联系到文学生产，则有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说：“文学的确应当重新置于一般文化生产的领域；但是，这种文化生产的每一种样式都需要它自己的符号学，因此，也就不会混同于那些普泛的‘文化’话语”(166)。文化的生产性与文学的生产性在电媒技术条件下被极大强化与凸显出来。电媒上升为信息生产方式，促成了20世纪文化的信息化与外观化，生产出无需对应于实物的意象化与符号化的文化。 因此，对技术社会中文学的知识形态认知，必须追踪到“媒介偏向”的根基。麦克卢汉是“将媒介研究放入学术地图中”(Strate and Wachtel 1)的人。他在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一旦确定了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技术，伊尼斯就可以断定，这一技术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麦克卢汉序言》5)。电子媒介偏向是20世纪文学知识演变的结构动因。 媒介乃建立关联。印刷媒介建立的是时序关联，具有时间偏向，而电媒建立的是空间关联，具有空间偏向。电媒成为20世纪技术社会新型文化的结构动因有以下表现。其一，媒介是感官的延伸，“延伸的副产品是一种远离性”(温纳154)，而电媒同时又施行对远离个体的聚合性关联。其二，电媒强化了人对语言、场景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兴起了象征为内核的表象审美。其三，电媒的空间延伸，改变了感知方式，兴起了关联思维；它也形成了信息的马赛克，使越界与跨界成为流行形态。其四，电网联结的技术生态性，兴起了象征、审美与空间关联思维的新感知，这完全植根于客观的电媒技术环境，不是主体认知或主观认识上的理念，与以前的观念文化形成本质的区别。正由于有技术基础，象征、审美与空间关联才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文学艺术、商品生产等几乎所有领域，呈现为技术塑形的新型文化，也带来知识范型的改变。 既然“媒介就是将两个以上的端点联结起来，简单地说，媒介即联结”(金惠敏89)，那么，顺着媒介联结的关系端，就可简单地揭示出空间联结的电媒生产了什么，以及如何改变了知识范型。 从单纯的时空看，空间偏向的电媒生产了聚合式空间，整个世界聚合成地球村，地球成为通过卫星被控制与被观看的一体化空间。聚合就是空间联结，电媒实现了全球各个地方的联结，反过来，全球化空间也凸显了电媒的介质功能与意义。 从文化空间看，电媒生产了全球范围的巨量受众。它并非真正将人聚到一起，而是世界各地民众通过电媒共同观看媒介事件与影像节目。这是旧媒介无法实现的。印刷书籍只能在本民族语言范围内被阅读，戏剧只为剧院内的观众所观看。电媒兴起的影像与电子音乐，可跨越国界，在全世界重复播放，因而生产了同一时间跨语言、跨民族的巨大受众群体。受众本是西方工业化以后特定媒介供应方式的产物，阅读公众作为受众随印刷媒介而出现。只有进入影院形式的电媒阶段，才真正出现了“第一个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受众概念”(麦奎尔4)。受众被生产出来的同时，新型的受众关系与知识范型也被生产出来，那就是媒介生产者—文本—受众的关系范型。文本被扩大为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不仅电媒传送的节目可称为文本，它包括一切公众视线中的事件与现象，印刷时代的作品也被纳入到“文本”的范畴。然而，“文本”及媒介生产者—文本—受众的新范型，却是电媒阶段才出现的概念与范型。它们对印刷时代树立的作者—作品—读者的范型，形成了覆盖，也产生了新的引导。 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虽然依旧为印刷制品，但由于出自电媒环境，明显受到了电媒的塑造。以文本为中心的媒介生产者—文本—受众之间，受众的地位被抬高，兴起了互动关系，也产生了积极受众以及积极受众论的学说。它使传统的作者—作品—读者中的作者主导、读者接受的格局有所改变。电媒语境中的现代主义文学相应出现了作家在作品中为读者预留空间，邀请读者自主参与文本意义建构。因而，20世纪的“作者式文本”取代了过去的“读者式文本”。美国理论家费斯克(John Fiske)对此解释说，“‘读者式文本’吸引的是一个本质上消极的、接受式的、被规训的读者，而‘作者式文本’凸显了文本本身的‘被建构性’，邀请读者参与意义建构”(127)。印刷时代占主导的“读者式文本”注重的是教育功能；而电媒时代占主导的“作者式文本”注重的是交流功能，文本解读成为一件创造性的工作。麦克卢汉惊异于这种现象，他说：“令精英震惊的是，受众日益深刻地卷入了创造行为”(《如是说》22)。 “作者式文本”现象，表面看是受电媒的双向互动及其带来的大众文化共享模式的影响，背后则是电媒属性的塑造作用，具体而言是电的卷入性以及电的回路特征。斯特拉特(Lance Strate)总结了电的十二个特征，“反馈”是其中之一。它指“电本质上是非直线的”，“它允许反馈环路”(125)。这应该是来自麦克卢汉的思想，他说过，“我们从轮子的时代跳入了电路的时代，这是一个回环式电路，它把信息反馈给使用者，使用者参与到这个回环式电路”(《如是说》94)。从媒介看，电的回环塑造了电媒信息发送与获取反馈模式。它延伸到大众文化文本，则体现为受众与制作者之间连接于文本现场的反馈互动；而延伸到文学，则体现为现代主义文学中作者隐身，读者被邀自主建构文本意义的新型关系。读者参与文本意义建构与电媒受众卷入互动之间，具有同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