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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代常州文人对歌谣等民间文学资源相当珍视，他们努力弘扬歌谣传统。在他们的视野中，歌谣传播丰富多彩，而且还注意将歌谣中的开放精神与艺术手法渗透到自己的创作之中，黄仲则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清代吴地文人将目光投向草野文学——民间歌谣，并从民间歌谣中汲取营养，不断推动文学启蒙思想的发展。 关 键 词：歌谣/清代/常州文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民国歌谣整理与研究及电子文献库建设”(项目编号：15ZDB078)。 作者简介：纪玲妹，女，1966年生，江苏常州人，文学博士，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人文社科部教授。 常州是歌谣之乡，以“唱春”、“盘春锣”等形式的民歌传唱从清代一直流传至今。在这种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中，清代常州文人对歌谣等民间文学资源十分珍视，在他们的视野中，歌谣传播丰富多彩，他们还学习歌谣的创作艺术，写了不少颇具民歌色彩的诗词，呈现出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交融，为清代吴地文人文学平添了许多亮色。 清代常州文人对歌谣传统的珍视与弘扬 在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的雅文学与歌谣等俗文学如同二水分流，较少有交汇之处。在一些正统文人的心目中，歌谣是草野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往往抱着轻视的态度。而在清代常州，不仅涌现出庄存与、刘逢禄等开创，由魏源、龚自珍等所继承并发扬的常州公羊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潮，还有眼光投向歌谣等民间文学的一批文人，如赵翼、洪亮吉、黄仲则、张惠言、赵怀玉、李兆洛等。后者与歌谣的关系下文详述，前者与歌谣的关系也很密切，如刘逢禄在《词雅叙录》中指出：“粤若风谣发长短之韵，骚歌畅比兴之旨，两汉乐府总赵、代、秦、楚之音，六叶新声辨琴舞清平之曲，词之滥觞其远矣。”[1](卷九)他又在《题有秋图》诗中云：“重农亲藉田，京储溢穜稑。吾侪幸无事，《击壤》歌鼓腹。”[1](卷十一)《击壤》诗屡见于古籍，如《文选》卷二十六谢灵运诗《初去郡》李善注引《论衡》云：“尧时百姓无事，有五十之民击壤于途。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力于我也?”[2](卷二十六)据此，《击壤》是唐尧时老年人拍地而歌的一首民谣。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后人拟作。无论如何，刘逢禄借这首古老的民歌或拟民歌反映社会现实，与常州公羊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相一致。魏源《诗古微》上编之一《齐鲁韩毛诗异同论》中强调“礼失求诸野”，并指出：“《越人歌》、《子夜歌》、《杨白花》皆可为讽刺之曲。”《越人歌》是先秦的一首民歌，据刘向《说苑·善说篇》记载：“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杨白花》相传为北魏胡太后所作，歌曰：“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3](卷七十三，P1040)《乐府诗集》卷七十三引《梁书》曰：“杨华，武都仇池人也。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不能已，乃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声甚凄惋。”[3](卷七十三，P1039.1040)“连臂蹋足歌之”，颇有民歌演唱的风味。《子夜歌》，为东晋南朝民歌，后世也多有民间创作或文人拟作。魏源将《越人歌》、《子夜歌》、《杨白花》等视为讽刺之曲，与他经世致用的思想一致。 清代常州文人如赵翼、洪亮吉、黄仲则、张惠言、赵怀玉、李兆洛等对民间歌谣十分珍视。如赵翼在《舟夜》诗中写道：“贪听吴歌忘坐久，满身夜湿露濛濛。”[4](卷一，P10)可见其对吴歌倾听之久、用情之深。他又在《舟过无锡兰谷留饮观剧即席醉题》诗中写道；“《吴趋》连日听《回波》，又向梁溪顾曲多。”[4](卷二十六，P563)诗人舟行所过的无锡，在清代属于常州府。赵翼在无锡连日听《吴趋》等民歌，可见他对歌谣的热爱。洪亮吉《自高伍塘至安姑宿》诗中云：“桑间三宿真成恋，况复频闻《子夜歌》。”[5](《卷施阁诗》卷十五，P802)像青年男女热恋一样喜爱民歌。黄仲则《舟中咏怀》诗中云：“桃花新涨碧无垠，梦里渔歌半隔津。自笑出门无远志，五湖三亩是归人。”[6](卷三，P82)在羁旅思乡之中对“渔歌”魂牵梦绕。 他们有时从继承常州地域文化传统的角度看待歌谣与拟民歌《竹枝词》等，如赵怀玉在《毗陵竹枝词序》中指出： 十五国之风远矣，俗尚之是非，人才之兴废，山川之胜，产殖之宜，迄今读之，无不了然，如睹故国风者，郡县志之权舆也。古人踪迹所经，往往形诸篇什，况生长是邦，钓游所习，人情所极不忘哉。吾郡之志，明王尚书、唐太常鹤徵两家最著，近时钱氏《毗陵觚不觚录》、蒋氏《识小录》及家今献先生《毗陵见闻录》，考镜是非，最有裨于志乘。年来留意于此者，盖寡矣。吴君月川家在义兴，来居郡城，且数十载，虽老而神明不衰，暇则探寻郡之掌故，一征吟咏。余归里门，君适为余从，予授经，朝夕晤语，知君尝一游京师，居贵人家，不遇而返，盖其品有不可及者。一日以所著《常州竹枝词》见示，是山川人物、岁时风俗，以至一事之传，一物之产，载不厌详，辞不嫌浅，可谓大观矣。余昔为《云溪乐府百首》，品题桑梓人物，窃欲别为一书，论风俗之偏者，俾轨于正，以附诸乡先哲之后，卒卒未暇，今得斯篇，向所欲言者，君几尽之。区区之志，废然返矣。《竹枝》本于巴歈，刘梦得依骚人《九歌》作为新词，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其音协黄钟之羽，亦如吴声。君，吴人也，操之正宜，惜余废业久矣，未能从君考证也。[7](文卷三) 这篇《毗陵竹枝词序》说《诗经·国风》等民歌关联着“俗尚之是非，人才之兴废，山川之胜，产殖之宜”，又说民间歌谣是郡县等地方志的起始，所论值得珍视。还说吴月川所著的《常州竹枝词》等拟民歌，“山川人物岁时风俗，以至一事之传，一物之产，载不厌详，辞不嫌浅，可谓大观矣”。再由人及己，说到自己身体力行，师法民歌而创作《云溪乐府百首》，“品题桑梓人物，窃欲别为一书，论风俗之偏者，俾轨于正”，移风易俗，发扬由“云溪”文脉(云溪有杨、吕、赵、庄等四家状元第)为象征的常州地域文化。最后，希望吴月川继承屈原《九歌》和唐朝贞元、元和年间的刘禹锡借鉴民歌创作《竹枝词》的传统，拟作更多的“吴声”歌曲，弘扬吴歌艺术精神。 他们有时将弘扬吴声的目标指向地方治理与风清气正，视“采风谣”、知“谣俗”为地方治理与风清气正的关键。李兆洛说：“凡居百里之地，其山川形势、人民谣俗，苟有不晰，则不可以为治，况南北之交，风会所趋哉!县旧志陋而不该。盖始事之难也。谨纂旧文脉山川，采风谣，上该周秦，下至于兹。”(《纂风台县志序录》)[8](文集卷五)反之，他们又视歌谣为有异心者反叛的舆论准备，赵翼说：“《齐书·张敬儿传》，谓敬儿既得方伯，意知满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是敬儿本无大志。《南史》则叙其征荆州时，每见诸将，辄自言未贵时梦村中社树忽高数十丈，在雍州又梦此树高至天，以此诱部曲。又为谣言使村儿歌之，曰：‘天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谁，非猪即是狗。’敬儿本名苟儿，家在赤谷。”(《<南史>与<齐书>互异处》)[9](《廿二史札记》卷十，P184)又说歌谣为亡国的预兆：“吴语谓‘躲避’曰‘畔’，亦有所本。陈后主创齐圣观，民谣曰：‘齐圣观，寇来无处畔。’”(《畔》)[9](《廿二史札记》卷四十三，P848)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在位时生活奢侈，大建宫室，终于成为亡国之君，隋军攻入京城建康后难以“躲避”(吴地民谣中所说的“畔”)，被俘后病死洛阳。 清代常州文人不仅珍视歌谣的思想价值，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重视对歌谣的借鉴，如赵翼在《双关两意诗》中指出：“古乐府；‘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石阙生口中，衔悲不能语。’《子夜歌》云：‘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读曲歌》云：‘芙蓉腹里萎，莲子从心起。’……又东坡：‘莲子劈开须见薏，楸称著尽更无棋。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匙。’赵彦村注曰：‘此《吴歌》格，借字寓意也。薏与意，棋与期，缝与逢，时与匙，俱同音也。’又东坡在黄州书以联云：‘葑草尚能拦浪，藕丝不解留莲。’亦用此体。”(《陔馀丛考》卷二十四)[9](P422)。赵翼从吴歌格的传统艺术手法，谈到苏轼等人借鉴吴歌格的诗歌创作，旨在对吴歌艺术的珍重与弘扬。同时，他们也像曾寓居常州并终老于常州的苏轼那样，将吴歌艺术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如赵翼在《随周茨山观察赴桂林有作》中写道：“吏事渐增新学问。诗情兼谱野歌谣。”[4](卷十六，P318)黄仲则在《凤山南宋故内》诗中写道：“家法请成援《越绝》，心传行乐拟《吴趋》。”[6](卷九，P224)关于黄仲则诗词创作与歌谣之间的关系，将在下面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