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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伴随新传播方式出现的日报小说具有提高报纸销量的功用，而报纸发行迅捷、影响面广，又使小说读者群极大扩容。为维持小说持续刊载，各报通过征文摆脱作、译者偏少导致稿源不足的困境，稿酬制度的建立，使创作保持了旺盛势头，也催生了一批职业作家。作为近代数量最大的小说品种，日报小说在规模、作者培养以及创作影响传递等方面都改变了当时的创作格局，但其研究却长期遭忽视。本文基于对当时作品及相关资料的分析，探讨了日报小说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其对近代小说创作的推动。 关 键 词：近代日报/小说/传播方式/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日报小说是伴随新传播方式出现的新品种，它借助报纸的每日大范围的发行，造就了庞大的读者群，而它的形态变化发展又受到读者群的约束。短篇须短小精干，中长篇作品须适合逐日连载，题材内容须俯就读者情绪、爱好的即时性波动。多家日报每日要推出一、二种小说，极大的需求量得有可观的作者队伍为支撑；新的传播方式使读者与编者、作者的沟通也出现了从所未有的频繁且直接的新态势，于是日报小说在创作手段、素材选择与组合以及与读者沟通等方面都形成自己的特点。 近代日报小说数量与地域分布可由下表显示①：  就目前所知，日报小说占了近代小说总数的将近一半。近代小说在最后十年爆炸式增长，日报小说繁盛是重要原因，新发表模式的建立、职业作家队伍的形成、创作风格的流行、读者与作者与报社互动的频繁等，都与此有密切关系。日报小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那些作品分布于各地近百家日报且现又分藏于各家图书馆的零散状态，迟缓了相关研究。本文根据多年积累的资料，梳理与分析日报小说从产生到逐步繁盛的过程及动因，探讨其间的重要现象，并对它发展变化的规律与特点作归纳和总结。 一、新传播方式的产生与读者的接受 《申报》是首开先河者，它创刊三周便开始刊载小说，表明设立小说栏目是预定计划。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连载《谈瀛小录》，写某宁波人在海南岛附近遭遇飓风，最后漂到了小人国。该作是《格列佛游记》部分内容的节译，但未署作者，也未说明此作是外国小说的改编，其按语云：“昨有友人送一稿至本馆，所传之事最为新异，但其书为何人之笔，其事为何时之事，则友人均未周知。盖从一旧族书籍中检出，观其纸墨霉败，几三百余年物也。今节改录之以广异闻云尔。”②编者故弄玄虚，或是想避免翻译小说初引入时读者可能产生的隔阂感。此篇连载并不完整，十八日之篇末云“容俟下期续布”，但未见后续，可能读者的反应并不如意。四月二十二日刊载的《一睡七十年》是欧文小说的改编，仍未署名与不作说明，并同样加上误导性按语：“昔陈抟善睡，每睡必数百年或千年不等。又王质入山樵采，遇二人对弈，观之忘返。洎终局，而所执之斧柯已烂。此皆言神仙之事，语殊荒诞不可考。兹有友人谈及一事，似与此二事相类，不知其真伪，亦不知为何时事也。”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十日连载编译自马里亚特小说的《乃苏国把沙官奇闻》，篇中既云“回鹘”，又云“出师青海”，仍在引导产生这是中国小说的错觉，而篇末又强调“记其事以广异闻”③。三篇小说的刊载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编者故意抹去作品的一些外来痕迹，引导读者产生本土作品的错觉。这是顾忌读者长期以来形成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有意修饰处理以尽可能减少传播时的障碍，但作品整体框架无法变动，使中国读者不习惯的异味无法全数消除。二是为引起读者的兴趣，刊载时都突出作品的“异”。中国小说创作中确有重视“异”的主张，但须得服从劝善惩恶的主旨，《申报》只突出“异”，与其时占主流地位的以资劝惩的小说观并不相符。此外，作品稍长就得连载，人们对每天只能读一段的新阅读方式也无法适应。刊载小说是为了提升人们读报兴趣，从而扩大报纸销售，《申报》此后停止了小说刊载，意味着它的初衷未能实现。 然而此举的开创性意义却不可忽视。运用新传播方式的大门业已打开，其潜在意义是发行量巨大的报纸可使小说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迅速增加，而以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刊印小说，拥有快捷、便利与价廉的绝对优势，翻译小说进入阅读领域，也同样代表了发展大趋势，只是此时条件尚不成熟而已。申报馆在失利后随即改变策略，以先进的印刷手段出版中国传统小说单行本并大获成功，从此这成为它的重要业务之一。成功的奥秘在于传统小说深受读者喜爱，而先进的印刷手段则保证了价廉物美的优势。申报馆此后35年里不再推出报载小说，但它发明的“新瓶装旧酒”模式，为日报小说重新起步提供了启示。 日报小说重又出现是十年之后。光绪八年，新创办的《沪报》(后曾改名《字林沪报》)开始连载《野叟曝言》，又一次让读者面对小说的新传播方式。决定者是华人主笔蔡尔康，他曾供职申报馆，转入沪报馆时带去了申报馆寻觅多年而获得的《野叟曝言》，他还对书中脱落之处作了增字补句的处理，《沪报》刊载小说其实与《申报》有着不小的关系。不过，《沪报》连载的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小说，它半年前刚由毗陵汇珍楼刊行，售价为“白纸者价洋七元五角，竹纸者六元正”④，大多数读者都难以承受，而《沪报》每日以书页型排印两页，“不过一年，可窥全豹”⑤，到时还可装订成册，相对单行本不知便宜了多少。沪报馆的设计大获成功，不仅“购者踵趾相接”，后来还不断有新的购阅者要求补购先前的报纸，几次重印仍供不应求，直到五个月后还是“追补者尚复纷纷不绝”，他们也不在乎“每张大钱四十文”的价格⑥。沪报馆甚至还想出回购的办法，以解决读者需求：“诸君如有愿将前买之报未曾墨污、裁割者，缴还本报，每张给大钱十文。”⑦ 《沪报》的成功意味着小说新传播方式已为读者接受，它须与读者阅读习惯相协调，此当是蔡尔康对十年前《申报》失利的总结。突兀地推出外国小说，自然会遭到读者习惯性的拒绝，《沪报》刊载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减少了新传播方式与阅读习惯磨合时的障碍，这其实也是申报馆以“新瓶装旧酒”方式刊印传统小说单行本经验的移用。同时，在经济上要使读者感到易于接受。小说随报刊载，无需另外付费，故而沪报馆“既较坊间售买不全书本为廉，且更得阅各处新闻，实属一举两得”的宣传确能打动读者⑧。受连载成功的鼓舞，《沪报》后来又先后连载了《七侠五义》、《蜃楼外史》、《异迹仙踪》等作，小说成其必有栏目。蔡尔康为《沪报》赢得了好开端，同时也为日报小说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当得起“恂当日报界之人杰哉”的赞誉⑨。 《沪报》连载的均为传统小说，表明读者的接受尚有以自己口味为衡量标准的前提条件，《沪报》对此只是迎合，因为刊载小说的目的是扩大报纸销量以获取更多利润。只有众多日报都刊载小说，作品又呈现多样化风格，且各层次读者都习惯甚至乐意在阅报时读到小说，新传播方式的地位才算得到完全的确立。此时中国报刊发展尚属起步期，行世者寥寥无几，首刊小说失利的《申报》，也未因《沪报》成功而跟进，在随后十余年间，《沪报》只是孤独的成功者。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新闻报》在上海创刊，但它在随后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并未刊载小说。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创刊的《中外日报》倒是刊载了小说，不过它长时期连载的《续庄谐选录》与《续映中笔记》，是将文言笔记小说拆散了刊登，透露了该报选定的读者群体为士人，刊载这类作品，也似是要与大报的严肃风格保持一致。 日报小说的发展依赖于它的载体，即日报的发展。直到戊戌变法前夕，报刊才较多地涌现。《时务报》、《农学报》、《求是报》等都刊载小说，壮大了报刊小说的声势，而此时日报中乘势推出小说者，却是李伯元创办的小报《游戏报》。该报定位于供人茶余饭后消遣。它创刊月余即开始连载《兰陵生轶事》，写兰陵生与纤娥幼时为邻居，迁居分离近十年后偶遇，伺机短暂相会，“生备述相思之苦，纤娥亦微吐倾慕之诚”，可是后又分离，“消息杳然”，惆怅不已⑩。《泰西列女雅密里传》的篇名颇给人以新鲜感，内容则是广州人韩福随父长居英国，与邻居雅密里“幼同嬉，长同学，而相爱特甚”。一次同游巴黎，韩欲犯以非礼，遭严词拒绝，“自此恩义弥笃，然终不能犯以非礼”，作者最后感叹：“韩则登徒子之流，非真知情者，吾不禁为雅密里叹惜焉。”(11)作品毫无异域气息，作者只是以英国淑女为吸引读者的由头。其他小说如《二情女传》、《记客言道士事》、《某歌姬小传》、《假多情书呆玩月》之类，题材与内容也都服务于该报供人“游戏”之宗旨。《游戏报》成为当时市民中颇有影响的日报时，李伯元仿小说连载，以每五天出一本一回的方式发行《海天鸿雪记》，第一本发行的那天，《游戏报》先刊载两页内容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试读。作品开始推出时尚未完稿，其后便是作者边写、报馆边出的流水作业，李伯元为扩大报纸影响与获取更多利润，竟创造出介于报刊连载与单行本的传播形式。至于作品内容，则是描写上海“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以及泡影驹光里醉纸迷金与红粉青衫的无数怪象(12)。 一年后，吴趼人创办《采风报》。他或受《游戏报》启发，在创刊号上宣布将连载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并配以插画，“每日一页，蝉联而下”，而且“不另加分文”(13)。它还在别家报上刊载广告，毫不掩饰地说是“北里新闻演成说部”(14)。该书内容是“详志海上繁华，不啻对景挂画，且痛抉花丛弊害，形容荡子痴迷，与夫赌棍拆梢密骗人等种种作为之处”(15)，与《游戏报》推出的《海天鸿雪记》同调，而报上先后刊载这些作品，也成了其时狭邪小说盛行的组成部分。与《游戏报》、《采风报》同属小报类日报的还有《便览报》，该报今已不见，但从其他报纸的广告可知，它在光绪二十五年八月至十月间曾连载《空心大老官传》与《玉京秋水记》，据这些篇名判断，当都属那时期市民爱读的同类作品(16)。 上海的《沪报》连载通俗小说、小报类日报专载狭邪小说之际，广州《东华日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连载《羊石园演义》。广州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主要发生地，事情虽已过去四十余年，但“此事为吾粤人一大艰厄，中国权力之失，实起点于此，不可以不传”，而“演义能补正史所不逮”，故以小说的形式描述“当日流亡奔走之状、呻吟哭泣之声”，以及事件的始末原委(17)。此篇一大特点，是地名、人名“必取草木中字类同音者代之，使阅者望而知为某人”，如广州称羊石园，番禺县称蕃薯院，而两广总督叶名琛则为大冬叶，作者解释说“借草木以立言，免触时忌”(18)。此书一年后又出单行本行世，说明颇受读者欢迎。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深刻影响广州社会生活的大事件，当地人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而在此期间，上海迅速地从一个小县城扩张为近代化大都市，各色人等与大批资金又为避战乱集中于此，征歌逐舞、灯红酒绿成了城市最显著的表象。地域特色的不同，造成了沪粤两地日报小说风格的差异。 不久，因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已陷入沦亡境地，上海日报小说题材与风格也出现向现实重大问题的转向。李伯元主编《游戏报》时，刊载小说以供人消遣为旨归，可是他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创刊的《世界繁华报》却关注与批判现实。《辛丑条约》签订三个月后，报上就排日连载《庚子国变弹词》。为何要将从义和团起事到八国联军入侵的过程写成小说?李伯元后来解释说，经此事变，国家危机日甚一日，可是朝廷官员、巨商富贾缓过气来后又故态复萌：“和议既成，群情顿异，骄侈淫佚之习，复中于人心，敷衍塞责之风，仍被于天下，几乎时移世异，境过情迁矣。”(19)李伯元在开篇处写道：将近在眼前的史实“重新演说一遍”，是为了“人人不至忘记”，而用通俗语言演述登诸报端，“庶大众易于明白，妇孺一览便知。无非叫他们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意思”。两年后，该报又连载《官场现形记》，极写戊戌变法与庚子国变以来官场种种丑态，诚如后来欧阳钜源之序所言，“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后来无名氏之序也赞该书“如颊上之添毫，纤悉毕露，如地狱之变相，丑态百出”，而以小说“笔伐口诛，大声疾呼”，就是为了“伸大义于天下，使若辈凛乎不敢犯清议”。以撰写狭邪小说而著称的孙玉声也出现类似转向，其作《海上繁华梦》曾在《采风报》连载，而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他创办《笑林报》，每日连载的却是《仙侠五花剑》。“狎鸥子”在作品序中有“红羊劫急，白马盟新；强暴跳梁，桀黠构扇，弱肉争食，公道何存。言者颊鸣，闻之眦裂。痛中原之板荡，借箸谁筹；制南越之猖狂，请缨无路。人情汹汹，天意梦梦”等语，即该创作与庚子国变有着密切关系。作者描写依靠剑侠拯救国家颓势的故事，是无奈于现实而寄情于幻想，但引导读者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毕竟远胜于对秦楼楚馆的津津乐道。 从同治十一年《申报》刊载翻译小说开始，日报小说经历了尝试、沉寂与重新起步几个阶段，而到光绪三十年受到“小说界革命”影响波及时，尽管已经历三十余年，仍只有少量作品问世。此阶段发展缓慢，首先是因为其载体，即日报数量偏少。光绪初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戊戌变法前夕才稍有增加，繁盛要到光绪三十年以后，日报小说从少到渐多的过程无法提速。其次是经济上考量优势不明显。版面用于广告刊登可有直接收入，刊载小说只有在引起读者购报欲望时，才可有增加报纸销量与提升其声望之效。新传播方式与读者阅读习惯之间的磨合需要相当时间，日报刚起步时前景并不明朗，这便导致主办者裹脚不前。庚子国变的强刺激使日报小说状态发生变化，从不遗余力地推出狭邪类小说，到撰写反思历史事件、抨击腐败现实的作品，显示了办报者与作者的转向，而《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等作不仅风行一时，后来结集出版单行本，仍是供不应求，又恰可证明转向是迎合读者路线的一次成功。此中原因不难理解：国家危亡的阴影已渗透于每个人的生活，迫使人们的关注聚焦于现实政治，阅读取向也随之改变。众多读者的共同需求形成了一种压力，也在推动着办报者与作者的转向。这种压力随着国家危亡的深重与社会矛盾的尖锐不断增强，日报小说反映、针砭现实的倾向也愈发明显。光绪二十八年后，报上开始出现向读者灌输政治理念、引导他们分析批判各种社会现象以及政治事件的小说，以庸俗之作迎合读者的做法相对而言已较少见。此时，各类日报迅速增多，且多设小说专栏，于是日报小说进入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繁盛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