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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返回莱考夫的研究 综第一部分所述，一切间接的言语行为都属于转喻；综第二部分所述，人类一切的符号系统、一切言语行为、一切思想活动都是转喻。由此，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概括：语言就是转喻，乃至宇宙中的一切都是转喻。其实，拉顿和科维克瑟斯的研究只是莱考夫转喻观点的注解。也就是说，莱考夫本人也越出了自己对转喻概念的界定，具体说来，莱考夫在其论述中也违反了同一律，并在此基础上使转喻无限泛化。 根据资料可以发现，莱考夫的观念深受语言转向之后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比如，他引述了奥斯汀（Austin）写于1940年，发表于1961年的“词的意义”一文，旨在说明一个词所表达的词义之间没有共同的特征： （2）The adjective "healthy":when I talk of a healthy body,and again of a healthy complexion,of healthy exercise:the word is not just used equivocally...there is what we may call a primary nuclear sense of "healthy":the sense in which "healthy" is used of a healthy body:I call this nuclear because it is "contained as a part" in the other two senses which may be set out as "productive of health" and "resulting from a healthy body"...Now are we content to say that the exercise,the complexion,and the body are all called "healthy" because they are similar? Such a remark cannot fail to be misleading.Why make it?（Austin,1961:10-21） 莱考夫认为奥斯汀所谓的“primary nuclear sense”就是中心词义或原型词义，并认为体现于其他词义的这种“保留部分”（contained as a part）的关系是一种转喻关系，这是莱考夫将转喻泛化的根本症结所在。莱考夫和奥斯汀都错了。错在哪里？可以称作“健康的”东西可谓形形色色，我们不能以被修饰的成分为依据来界定修饰成分。修饰与被修饰属于语言的用法，而语言的用法与语言本身不属于同一层面，而语言用法、语言本身与现实中的具体之物也不在同一层面。比如我们可以安慰病人，说他健康或看起来健康，那么如果以“病人”界定“健康”一词，“健康”就意味着“不健康”。在（2）中，“healthy”是形容词，它可指涉任何健康的东西。就语法而言，形容词可以修饰名词，而且一个形容词可以修饰的名词在理论上是一个无限集，我们显然不能以名词来界定形容词这一修饰成分。概括说来，奥斯汀的思想误区至少体现于以下三点：①混淆了语言用法与语言系统这两个不同的层面；②混淆了指称与符号的关系，即把符号当作了指称——引文中的“complexion” “body”属于指称范畴，而“healthy”则属于符号范畴；③混淆了物本身与物的属性，即以他所认定的“物”来界定“物的属性”。所以，奥斯汀的分析是地地道道的南辕北辙。由于这三个方面的误区，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的。比如，如果一个形容词修饰一个指称就是一个词义，那么这个形容词将有无数个词义。这显然是违反语言规律的。以此看来，其所谓的“主要的核心词义”也只能是虚妄之谈了。 莱考夫正是基于错误的东西错而又错的。他把所谓的转喻关系作了以下展示： B类运动产生于A类身体， C类面色源于A类身体。 以healthy一词给A命名， 就命名而言，A代表B。（转喻） 就命名而言，A代表C。（转喻） 转喻的意思是以一个名称代替另一个名称，是同一层次的符合同一律的东西，而莱考夫所谓的转喻是命名，即涉及符号与指称的关系，而符号与指称不在一个层面上。这不符合传统修辞学对转喻的界定，倒契合拉顿和科维克瑟斯所谓的指称转喻。由此可见，莱考夫在转喻的机制建构方面，早就将转喻无限扩大化了。再说，以形容词来说明A，实际上就是通过词语来说明A的状况，这属于述谓关系而非命名关系。 也正是基于这种错误逻辑，莱考夫将与所喻及能喻有关联的东西，乃至于言语行为因素都归入到了转喻。这就将转喻概念无限扩大化了。这种扩大化也许可以揭示一定的属性，但并不具有科学的解释力。比如，当一个人听到别人说“There are many cars”时他可能会产生几种反应：空气污染严重、交通阻塞时常发生、这个地区经济发达，等等。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映。如果按其模型把种种不同的会话隐含也归入转喻之中，这是何种转喻关系呢？这意味着一个能喻指代无穷个所喻。 莱考夫的研究不仅与其理想化认知模型分类系统相矛盾，而且也不合理：一方面任何符号系统都是转喻，另一方面一个能喻有无穷个所喻。这远远超出了转喻的本义。这无异于说语言就是转喻。一切语言都是表征，一切语言都是载体，一切语言都是工具，由此转喻就是表征、载体、工具的代名词了。此处，我们试按莱考夫的逻辑来说明隐喻也是转喻这一理论分类上的混淆。 根据莱考夫转喻的“代表关系”的界定，隐喻模型也属于转喻模型。比如： （3）He is a wolf. “He”（人类）与“wolf”（兽类）紧密联系，都属于生物一类，而且完全符合莱考夫（1987：84）关于转喻特征的界定。所以“wolf”也是“he”的转喻。这样，隐喻与转喻的对立就消除了。如此一来，其理想认知模型中的四种结构原则便不可能有隐喻映现与转喻映现的对立。 莱考夫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我们姑且指出两点： ①违反自己的界定； ②违背“转喻”的本义，即以一名代指他名。 比如，根据莱考夫关于转喻特征的界定，其中是一个概念比另一个概念更好理解，那么到底哪个更好理解呢？而且，符号与指称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纵观莱考夫所述的转喻模型的特征，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根源，他提出“存在一个既包含A又包含另一概念B的概念结构，在此概念结构中，B或是A的一部分或是与A紧密联系”。如果B是A的一部分，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关键是“B与A紧密联系”。我们要问多紧密是紧密？如果说运动可以与身体紧密联系，那么什么不可以紧密联系呢？看来，这便是莱考夫将转喻概念无限扩大化的症结所在。部分代整体或两者之间有关联勿庸置疑，但是否相关联就存在转喻呢？很显然，莱考夫把关联与转喻相混同了。转喻涉及到关联，但并非所有关联的事物都存在转喻关系。 基于正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理想化认知模型下转喻这一概念被无限扩大化了，而且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一方面造成隐喻理论系统的混乱，另一方面也使隐喻问题弥散化了。其实，这一问题在日常语言学派中就出现了——奥斯汀对“词的意义”的论述违背了同一律：混淆语言用法与语言系统，混淆指称与符号，混淆物本身与物属性。莱考夫等人的研究属于续貂之作，其问题症结在于：对转喻乃至理想化认知模型本身都界定不清，这是违反经典范畴理论所要求的充要条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这种混乱状况也必然反映于原型范畴理论本身。 有鉴于此，在我们借鉴前人的理论时务必考察其来龙去脉，在建构新理论时，务必廓清相关概念和原理以去伪存真，而在论证时也必须谨守逻辑的同一律。 原文参考文献： [1]Austin,J.The Meaning of a Word[G]//Urmson,J.O.& G.J.Warnock(eds.).Philosophical Papers.Oxford:Clarendon Press,1961. [2]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4. [3]Lakoff,G.Fire,Women 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4]Panther,K.& L.Thornberg.A Cognitive Approach to Inferencing in Conversation[J].Journal of Pragmatics,1998(30):755-69. [5]Radden,G.& Z.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G]//Panther & Radden(eds.).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17-61.[6]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