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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顿和科维克瑟斯的研究 拉顿和科维克瑟斯基于莱考夫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对转喻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他们（1999：23）划分了三个本体域：概念世界（world of concepts）、（语言）形式世界[world of form（of language）]，以及事物和事件世界（world of things and events）。不同本体域中的实体相互作用，形成两个不同的理想化认知模型： 1）符号理想化认知模型——概念和形式配对组成符号； 2）指称理想化认知模型——事物、事件和符号、形式或概念配对，而同一个本体域中的实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概念理想化认知模型，即涉及概念的语义单位和形式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他们把转喻分为三类：符号转喻、指称转喻和概念转喻，如图1所示：  图1中，（1）表示符号转喻，（2）、（3）、（4）表示指称转喻，（5）表示概念转喻，箭头表示转喻映射的方向。 根据图1，我们可以得出一切都是转喻的结论，试说明之。 我们且撇开其他类型的转喻，仅根据（1）所谓的符号转喻，就可得出所有人类语言都是转喻这一结论，因为一切语言符号都由形式（索绪尔所谓的能指）和概念（索绪尔所谓的所指）构成。又因为人类语言如同｛1，3，2，4，3，5，4，6，5，7，6……｝是一个无限集，所以就语言的能产性而言，符号可以无限多、可以无所不包，因此转喻的涵盖面也就无穷大了。进而言之，由于符号不局限于话语意义上的语言，那么依此类推，人类的一切自然的或非自然的符号系统都是转喻的。 现在我们回到图1中的其他分类。由（2），即由概念和形式构成的符号指称事物/事件，我们也可得出人类的一切言语交际活动，乃至非言语的交际活动都是转喻的结论，因为一切符号都指向事物/事件；由（3），即概念与事物/事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切思维活动都是转喻的，因为概念与事物/事件相连；（4）是略去所指而仅以能指，即形式对世界进行的指涉。由于一切符号都表现为能指，那么道理与（1）相同，藉此我们同样得出一切语言，乃至非语言符号都是转喻的结论；（5）属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凡是涉及到符号的替换就都是转喻的。由于所有言语行为都可以有不同的体现方式，所以人类语言都是转喻的。 根据以上分析，显然人类语言乃至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转喻。这难免让我们生疑，这不仅与莱考夫关于转喻的界定相冲突，也与其理想化认知模型分类系统相冲突。 之所以说与莱考夫的界定相冲突，是因为莱考夫对理想化认知模型的界定没有涉及形式和指称，而只有概念。图l中的五种类型无一不与这一界定相冲突。之所以说与莱考夫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分类系统相冲突，是因为其理想化认知模型使用命题结构、意象图式结构、隐喻映现、转喻映现这四种结构原则，而图1中的种种关系都只是转喻。如果一切都是转喻，那么转喻就无法与莱考夫的其他三种模式相并列了。比如，既然一切都是转喻映现模式，哪里还有隐喻模式之类的位置呢？其实，就是转喻映现这一模型本身也与莱考夫的观点相冲突。莱考夫关于开车去某地方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包括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都是“开车去某地方”这一所喻的能喻。既然一切都是转喻，那么“开车去某地方”这一本是被转喻的对象便分别是这五个部分的转喻了，而且每一部分也都是另一部分的转喻。简言之，理想化认知模型整体也是其各个部分的转喻，而部分之间也互为转喻。 除系统的冲突之外，还有理论上的弥散，这是缺少应有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比如，如果说图中的“形式”本身也是概念，那么这个概念与形式相对应的概念不在一个平面上，没有可比性。再如，（5）所表示的关系并不构成转喻的充要条件。它也可能是一种同义关系，如果说这是转喻，那么“土豆”与“马铃薯”、“郁闷”与“不高兴”之间的替换关系也是转喻。以此类推，能喻与所喻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关系了——我们知道“北京”是“中国政府”的转喻，那么根据（5），“中国政府”也是“北京”的转喻。 拉顿和科维克瑟斯的转喻理论是对莱考夫转喻理论的“深化”，但其在论证过程中多次偷换概念，一次又一次地违反同一律，超出了莱考夫本人的界定，如其关于转喻基本特征的界定是：“人们利用某事物熟知的或者容易感知的方面来代表该事物整体或其他方面。”既然一切都是转喻，其结果就是：无所谓熟知或者容易感知，也无所谓部分与整体了，任何的分类都是多余。那么，图1也只能是示例而已，其本身无理由充当一个理论模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