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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在中国文学界掀起的热度已经持续多年。我们今天讨论非虚构写作时，往往会携带有更多的理论问题意识、关注这一文类自身的特征状况——诸如非虚构写作的内在伦理、对此概念的学理界定等等，都是近年来被探讨颇多的话题。 关于非虚构写作，梁鸿无疑拥有充分的发言权：她既是中国当下最具代表性的非虚构文学写作者之一，也是一位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 “非虚构文学”的存在 一个话题说多了，往往有成为伪命题的嫌疑。就像一句话被重复多了，无论多么真诚，都觉得有点轻飘且虚浮了。 到2018年初，“非虚构文学”已经变成一个被讨论过多的名词，质疑、嘲弄、否定和肯定、赞美、吹捧如钱币的正反面，加速消解这一名词的确定性，让人越发摸不着头脑。相反，关于小说则似乎常谈常新。无论多么老生常谈陈词滥调，我们都不会从本质上怀疑它的存在。“小说”，拥有实实在在的荣耀，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碰撞、洗礼和成长，终于成为一个事实，确定的文体边界，确定的内容形态。“非虚构文学”还远远不能，它正处于舆论风暴的中心，在接受考验。要么，灰溜溜如无数个走过的各色潮流名称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么，它最终从内到外被赋予确定的意义，和小说同起同坐，平分秋色。在这一过程中，不但需要好的作品不断充实内容，保卫它的荣誉，也需要准确的理论支撑。 什么是“非虚构文学”？ 什么是非虚构文学？迄今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众人皆服的概念来界定它。 西方文学中的“非虚构”一词是“nonfiction”“non”，一个否定性的前缀，就像一个魔咒定住了它的核心。“非虚构”，即不能是虚构的、想象的、被安排的、叙事的等等，与之相对的则是真实的、客观的、全部的、自然的。按照这一理解，非虚构要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的客观的存在，即它“是”什么样子的。这一定义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却经不起推敲。 从哲学上来讲，首先它假设了事物有本来的样子，有所谓的全部真实；其次，它排除了叙事的前提，因为“叙事”必然就涉及到安排，是从“这个人出生时”写起，还是从他“重病时”写起，还是从他“死”写起，这是作者的安排，而非事物的本来样子。 显而易见，这样的定义不适合文学。文学的第一要素就是叙事，这是它天然的结构特点。它不像影视，可以全景出现，文学以文字为前提，必须有先后。有先后，就有选择，就会涉及到作者的好恶、趣味、知识结构，这一切，也正是构成文学“偏见”的基础。 这样讲，并不是说就没有非虚构文学。这当然不是我的观点。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在清楚文学基本特点的前提下去探讨非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同样要谈叙事，要讲故事，只不过我们要探讨的是，在何种意义上讲叙事、讲故事。 我曾经在另外一篇短文中给“非虚构文学”一个简单的定义： 一种建立在基本事物之上的文学叙述。实际上，我们纠缠于非虚构文学是否是文学，主要在于，我们始终很难确定，非虚构文学中的“真实”是否就是“真实”——这里的“真实”通常指的是“物理真实”。毋庸置疑，非虚构必须是真实的。真实发生的事件，真实存在的人物（当然，我们有权利或有义务在某些时候隐去真实的人物或地名），但是，这并不是非虚构文学的全部，或者说，这并不是非虚构文学“真实”的全部。 这只是最基本的一部分。我以为，非虚构文学要求真实，但并不局限于“物理真实”本身，而要试图去呈现真实里面更细微、更深远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空间）。在“真实”的基础上，寻找一种叙事模式，并最终结构出关于事物本身的不同意义和空间。这是一件非常文学的工作，也是非虚构文学的核心。 “真实”要求你对情境、细节或事件过程进行准确描述并具有再现（这和虚构文学的“真实”不一样，后者更倾向于一种象征性的真实），但另一方面，这些细节肯定不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最终所有事物都必须组成意义，而这一意义是由作者的排列、意图和塑造产生的，它有结构性，也必然会有倾向性。“真实”并非指“是这样”，它更指向“我看到的是这样”。所以，即使是非虚构写作，也只能说：我在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作者最终呈现出的都是自己认识世界的一个图式，它包含着作者本人的偏见、立场，也包含着由修辞带来的种种误读。 在这一意义上，与其不断纠缠于非虚构的“真实”，倒不如探讨一下非虚构文学的叙事与修辞。譬如： 非虚构的“故事”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它如何既具备真实性又同时能够具备叙事性？如果我们能弄清这个作者是如何进入主题、如何讲故事的，那么我们就能弄清楚他建构“事实”的过程，他讲故事的方法，这一故事在何种意义上具备非虚构文学的特征。 下面我要区分的是廉价的多愁善感和真实的伤感。 前者总是试图用一种老套又让人厌烦的方式触动你的心弦：孤儿在雨中哭泣，或者迷路的小狗在街上寻找温馨的家园。没错，这些事情在真实生活中会让人心碎，但在小说中却没有什么独创性，把这些留给六点钟新闻吧。相反，真正好的故事里的情感力量会在不知不觉间抓住你，毫无征兆，力量却是双倍的，因为你不知道它会从哪里扑面而来。 非虚构文本并不排斥叙事性，相反，这也是它的必由之路。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nonfiction）的形式”。 它意味着，非虚构文学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现实性、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现实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着力探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 “非虚构文学”写作主题的选择 实际上，当我们确定一个非虚构的写作主题时，首先面临考验的是我们如何理解你所面对的生活，如何选择，这决定我们修辞和如何讲故事。 写那些重大的社会生活事件？贵州毕节孩子的自杀？天津爆炸案的来龙去脉，哪一个厂区的污染？农民的迁徙？等等，事实是：这些事件和现象发生了，选择是：你从何入手。 读者会跟着你的选择和视野走，而不是跟着事实走。虽然读者会以为自己在跟着事实走。首先要明白一点，非虚构文学和读者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读者接受你叙事的前提，即你讲的故事是真实的。这是非虚构写作者给予读者的承诺。人们天然对“事实”有一种获取的渴望。事实就是存在，通过他人的存在确证自己的存在，这也是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之一。 正如美国著名的非虚构写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所言，“非虚构作家使读者确信他将要读的是经得起检验的事实，或者至少是我可以得到的最接近事实的结果——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根本的事实，但这篇非虚构作品是我对这个事实最大努力的探究。”反过来，“作为交换，读者同意调用‘自愿终止怀疑’，他们相信非虚构作品中的事实都是真的，尽管他有时可能感觉好像在读虚构作品。 有时，非虚构作品中叙事文学形式与事实的结合成就了比小说更强大的体验。”因为有之前的承诺，所以读者会忽略掉非虚构写作在叙事技巧方面的努力，而倾向于相信这就是“自然的”或“客观的”事实。 但是，对于作家而言，当一个主题确定，不管以什么形式获得资料、材料和生活细节，接下来的问题都将是，如何叙事，如何讲故事。非虚构里的故事,同样要求开头、发展、高潮和结局。 故事不单是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非虚构作者对现实的理解方式。虽然非虚构作者和读者之间有“自愿终止怀疑”的契约，但是真正优秀的写作者并不滥用这一契约，而是通过叙事、修辞和对人物、事件的理解程度，塑造“准确”的风格，让读者接受他所描述的“真实”。 在时下流行的“非虚构文学”概念中，默认的都是美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概念，更多限定在“关于大的新闻事件或社会事件的书写”（与美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学潮流有关）。这一限定极大地限制了“非虚构文学”的视野和多元书写的可能——更多倾向于事件性，倾向于与小说结合，而把日常性和内向性排除在外。如果把视野从这一限定上荡开来看，便会发现，其实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已经非常多元，且极具包容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