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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艺术个性成就独特价值 跟风与克隆，作为艺术创造天敌，更是当前文艺创作一大顽疾。艺术在本质上是富于独特个性的发现，正如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所言，“艺术的创造，尤其是文学的创造，之所以如此非凡，之所以能与生活区别开来，恰恰在于它厌恶重复。在每一天生活中你可以把一个笑话讲上数遍，还能每次引来笑声，并成为饭后茶余受欢迎的人。而在艺术中，这种做法就会被人称做‘庸俗’。”文艺上炒剩饭、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做法，那些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作品还较普遍。有的现实题材历史题材影视作品，选角不从演员与角色的适配性出发，单纯考虑“流量”，这就是随波逐流、缺乏个性的典型表现。近几年来，《智取威虎山》《战狼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电影作品做出创新突破，叫好又叫座，我们不能止步于此，还需要趁势推出更多题材、类型、风格作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主流文艺。一个时代文艺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一大批具有艺术个性的大家涌现以及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佳作迭出。缺乏艺术个性是文艺创作危机的突出表现。解决跟风与克隆、缺乏艺术个性等问题，是筑造文艺高原、造就文艺高峰的当务之急，迫切需要文艺创作者引起重视、蓄力突破、开拓新境界。 文艺重要职责在于创造美好明天，由或然创造出必然，保存人类对世界的独特认识，呈现人类对世界的希望憧憬，引领人类建构生存的意义。对生活有独特发现，深具思想穿透力和表达冲击力，是艺术创造个性的体现。有自己创作根据地和艺术主见的作家艺术家敢走他人未曾走过的路子。比如，深厚的民间文学滋养、对农民的深刻理解使得作家赵树理始终忠实于生活，也敢于突破流行的条条框框，不去生编硬造人物和故事，最终造就独树一帜的艺术个性。比如，金宇澄作为编辑看到过大量“打扮很不一样，文字很一样”的作家，他写作《繁花》时便有意要“显示文字的自我，把自己跟别人分开，改变通常的叙事”，他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中国人的语言方式有着巨大的特异性，中国小说自身有传统，我们在艺术表达上一旦无力，就需要到传统里去寻找。《繁花》有意打破翻译体对当代小说创作的一家独大，显示出中国气派的不凡气质与力量，使这部小说成为一个独特存在。作家艺术家的文化积累、修养底蕴、文化自觉是达成艺术个性的重要条件，而艺术创造的个性也需要全社会的鼓励与呵护。 （作者为文艺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