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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马克思的根本性超越 康德的审美自由论是以“有理性的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去立论的，席勒也如此认为：“自然始创人类并不比始创它的其他产品更好些：在人还不能用自由的灵智自己行动时，它就替人行动。但是，人成其为人，正是因为他没有停滞在纯自然造成他的那种样子，他具有这样的能力，可以通过理性回头再走先前自然带他走过的路，可以把强制的产物改造成为他自由选择的产物”。 这里，他们共同将审美自由置于人在自然界获得自由这一基础上，将自由作为不容置疑的命题来对待，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亦然。1842年，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时，立论的前提就是人的自由本性，他说，“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同时也实现着自由；因此，他们想把曾被他们当作人类本性的装饰品而摒弃了的东西攫取过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对人说来，只有自由的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 为什么人在自然界能够得到自由呢？康德和席勒没有深入下去，因为这里缺乏一个中介环节——影响人进化的环节，即人的劳动实践。就是说，在德国古典美学那里，只有人的一般自由与审美自由的关系，而没有劳动自由与审美自由的关系。不久，马克思历史性地揭示出了这一关系。 1844年，马克思已经萌发了后来被称为唯物史观的思路，他发现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存在是一种实践性的存在，而不是人性的自我演进。马克思不断在逻辑上描述人在自然界的作为，他认为，人的自由本性的形成，来自于人的“改造对象世界”这一劳动实践，“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直观自身。” 这里，“改造对象世界”、“生产”、“劳动”都脱离了人的自然本性，进入了人的社会性状态。如果说，必须依靠自然界提供的物质才能生存下去，这是人和动物的相同之点；那么，不同的是，动物是消极地依靠，人则是主动依靠，即通过自由的生产实践活动来向自然索取，正是在肯定实践行为产生人的自由特性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审美的发生是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他的著名论断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在马克思的理论架构中，人的生产本身就具有两个层次，一层是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的生产，即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层则是“不受肉体需要影响”的生产，而“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恰恰发生在后一层面，可见，审美之所以被当作自由的更高标志，乃是由精神生产的自由特性所决定的。 在第二层次，由于人生产的对象不是实用性的，不是用来解决吃、穿、住的，而是用来激发和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用席勒的话来说，创造性的艺术可以从对象中剔除一切局限，它模仿的只是假象而不是现实，其全部魔力只在假象之中而不在内容之中，因而艺术有自然的一切长处，而没有它的束缚。 马克思将审美自由置于劳动实践自由的基础上，作为劳动自由的一种必然延伸，科学解决了审美自由的发生学问题，即来源问题，应该说，通过地下文物的发掘，特别是史前时期器物的发掘，可以证明马克思论断的科学性，人类的确是在生活资料的生产之后才开始审美文化生产的。 可以说，马克思不仅通过唯物史观科学地解决了审美自由的来源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审美自由的终极价值问题，即人类为什么需要这种自由，而且把它生产出来，乃在于审美自由更大程度地超越了人的肉体需要。然后，审美对象这种无任何物欲价值的东西之所以能够长期与人的历史共存，在于其对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是无可替代的——它可以让人在想象中获得充分的自由，同时还使人进一步人化即提升人性的程度。 马克思的这一重大阐释，既否定了审美完全由人的自我意识所决定的观点，也否定了审美发生于社会的制度性安排的观点，在最高的抽象层次上以实践美学观构建了现代美学的科学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